的寓所。他不在家。我对露易斯说：“我只把这包东西留给勒菲蒂，他知道是什么。”我把包裹放在那棵圣诞树下面。
接着，我开车到了布鲁克林，对勒菲蒂说：我已经把那包东西取回来了。
“好，”勒菲蒂说，“我要检查一下，看看我留下哪些，哪些让你带到佛罗里达去。”
当天晚上，我们一伙人坐在一起吹牛，吹我们的买卖事业。勒菲蒂侃侃而谈，哪些事他干得不好，哪些他所投资的买卖干得很成功，其中包括对第一流网球俱乐部的投资，在那里面我属于他的人。接下来，他又谈到了密尔沃克的情况。
我认真听，仔细观察着他。他谈到了：他和我怎么卷进投币式自动售货机的买卖，那桩买卖又怎么导致密尔沃克和纽约两个家族之间的会谈。他说：会谈中纽约的一方由托尼“鸭子·科拉尔”作出了安排，他是卢克彻斯家族的老板。
勒菲蒂从来没有提到托尼·坎特。关于在密尔沃克的行动中有没有知情告密人或隐蔽特工，勒菲蒂和在坐的其他人丝毫没有谈到，仿佛托尼·坎特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由于“布鲁克林的问题”，孙尼不能到第一流网球俱乐部去度过新年除夕之夜。我也待在布鲁克林，因为尽可能多和孙尼待在一起很重要。我住在他的寓所里，和他一起照料鸽子。我们一道闲逛俱乐部和影院，玩金罗美。我们一道过街到卡布里咖啡馆里喝浓咖啡。那是个小咖啡馆，前窗上有装饰华丽的白格栅，店堂里有五六张小桌。有时候，我们还到曼哈顿，到小意大利区，或许还到毛特街上赌一场双骰子。
由于我和孙尼在一起，我现在显然得到那一伙人更多的尊重。我在纽约时，总是和孙尼待在一起，在我周围的那些人，和我谈话也感到更加自由自在。
有时候我们待在屋顶上和鸽子在一起，这时孙尼常常倚靠栏杆，凝视着邻里的屋顶。这一带是他土生土长、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不知道他此时在想些什么。
托尼·墨拉对我渐渐产生了厌恶情绪，孙尼并不提这件事，坚持我是属于他的人，而不属于勒菲蒂，他坚持在第一流网球俱乐部里有一份利。我还不能知道这些事，因为这是党徒之间的事，而我又不是入盟党徒。勒菲蒂把情况告诉了我，这是作为一种偏爱。孙尼知道这个情况，但他只字未提。
我们从布鲁克林的彼特·卢格牛排餐店里出来，孙尼在门口停了一会儿，和他熟悉的一个人在谈话。我往前走，到车子那儿去。我们的车就停在街边。
在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有个人朝我这边走。他径直往我这儿走，正好在我的前面停下了脚步。他看上去像个普普通通的人。这时候，我看到他带了刀子。他站得离我很近，好像我们有什么知心话要谈似的。他把刀尖顶住了我的肚子。
“把钱给我，别慌张。”
我害怕刀子比害怕枪还厉害，如果那家伙懂得如何用刀的话。我乐意把钱给他。
孙尼从我身后面往前走，从我们身边走过，他显然以为我在跟熟人谈话，与他无关。突然间，他迅速转过身子，朝那个家伙的后脑壳子猛地一揍，那家伙像个石头嘭咚一声倒在地，躺在那里。
“快一点，我们快离开这儿，”孙尼说，“否则，你会碰到更大的麻烦。”
新年已过了一个星期，我要回到第一流网球俱乐部，加紧筹划拉斯维加斯之夜的工作，还要帮助安排孙尼和特拉弗坎特之间的另一次会见。
我遇事向孙尼报告，然后再向勒菲蒂报告，他对此非常恼火。我对孙尼说：我们在赌博登记经纪业务中损失了2，400美元。我们的任何损失也就是勒菲蒂的损失。
勒菲蒂在电话中说：“今天早上你没给我打电话，本来昨天晚上就该打电话。连话筒也拿不动？”
“我没有找到你。当时我就给俱乐部打了电话。难道他没有告诉你吗？”
“他根本就没有对我说什么。他和我一直在玩诡计。他知道，我在和他争执，因为我不喜欢他这里的活动情况。我很不痛快，我要对你讲。我和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吵，在斗，因为我跟这些家伙处不好。我没有钱付清帐单。”
“我打电话到布茨的夜总会找你，而你当时又不在那里。因此，他们就找来了孙尼。”
“他怎么会同我说什么呢？有些事我得告诉你。你的威信已大大降低，我要告诉你这是什么原因。我一直在帮着出谋划策，因为出了差错。我希望你下个星期要摆脱困境，我们不能欠人家一个子儿。下个星期我们还欠人家的，大家都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