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名副官被谋杀以后过了6天，“菲力普·腓利·鲁克·加科”的妻子向纽约的苏福克县警察局作了报告，提供了她丈夫失踪的情况。
5月12日，星期二，勒菲蒂打电话对我说，孙尼要立刻见我。我对他说，我还有一两天时间清理一些业务，然后才能去见他。勒菲蒂说：“这事儿非常重要，你一安排好就尽快告诉我。”
我在佛罗里达并没有什么业务要清理。但是，尽管像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也不想给人以迫不及待的感觉。孙尼要召见我，有一两个原因。要么我去了被他们干掉，要么是同我谈谋杀的事，或许还有“另外一次行动”，仍然等着有人去负责执行。
无论是哪一种使命，对我来说作一次安排都是至关紧要的，时间不能拖得太久。
5月14日下午，我乘飞机到了拉瓜迪亚机场。一下飞机，我立刻就看到了我要找的特工比利·弗利恩。我默默地跟着他到了男卫生间，他悄悄送给了我一个装着发射机的袋子。我塞进了运动上衣的口袋里就走了出去。
我租了一辆车，开到布鲁克林的格拉汉姆大道与威瑟斯街道那里。车子就停在影院俱乐部对面威瑟斯街道上，到达的时间大约是3点30分。我没有把车停在俱乐部前面，因为我想走一段路，观察一下街区的形势。
近几个星期，我和总部的朱利斯·波拿伏龙塔保持了定期的电话联系。我和朱利斯在纽约曾一起搞过街道工作。搞隐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内部要有个完全可以信赖的朋友，他能对你以及你所处的形势有所理解。你不仅把他作为知己，和他谈心，而且他还有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为你周旋。对我来说，朱利斯正是这样的朋友。他能处理内部的一些政策，让我得以授权并得到支持。每遇到挫折我总是给朱利斯打电话，而且在碰到某种刻板的态度时，我总要说：“真令人难以相信。”
在联邦调查局方面，他们在明白情况以后，经常能和我们的思想方法相一致。
最近，朱利斯不断地注意我的情况。“你累了吗？常回家吗？你以为很快就能撤回来吗？”
现在，对于谋杀方面的事，总部感到很紧张。他们得知我要和孙尼相见，有一两个人以为这是孙尼在对我设圈套，可能要加害于我。我说：“我是孙尼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害我？要我挺住的人当中，孙尼是其中之一。”朱利斯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孙尼并不会对我有什么企图。
不过，大家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紧张情绪。孙尼现在是反对派报复的对象。我紧跟着孙尼——因此，我也就成了一个被报复的对象。
他们不仅要派一个监视组跟踪我，这倒是合乎情理的，可是，他们还想把特种武器袭击队的队员隐藏在屋顶上。我说：“你们这是疯了吗？在那个里弄里，孙尼住的里弄，你们能把持枪的队员送到屋顶上吗？我觉得，把队员们分散到街道上倒还可行。”
技术安排的实际协调者是吉米·卡利斯特罗姆。这个安排包括监视组。我特别提出来，要求帕特·科尔根作为街道行动的督学员，负责监视组的工作。
监视组在进出行动中并不仅仅处于被动地位，一旦出现了麻烦，他们就可以主动打入。这些特工大多数不认识我，只是见到过我的照片。他们不了解我的谈话方式，也不了解孙尼的谈话方式，再加上静电和干扰使传话不确切，监视组可能对谈话引起误解，过早地采取行动，对我们进行搜查，从而破坏了整个行动计划。
对我来说，设立监视组比根本没有监视组更具有危险性。如果他们分散在那个里弄的街道上，某个队员要向某人通风报信，他首先到什么地方去呢？他首先就直接到影院俱乐部去告诉孙尼·布拉克，因为他是这个里弄的主要人物。
我来到街区，朝影院俱乐部那里走。我知道监视组的人就在附近一带。我在注意他们，肯定他们已经各就各位。我受过训练，也有经验，能够看清大街上这一类的行动。我仔细观察，知道他们已经到位。我从来不认识他们，根本没有见过他们。他们一个个都是好样的。
孙尼在酒吧间等候。外场上显得很平静。布比在玩电子弹球机；查利在酒吧后面；吉米·莱格斯也在那里。还有一个我不曾见过的伙计。他叫雷，我后来才知道他叫雷·威恩，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个知情人，和乔伊·马西诺及孙尼在一起于事。1980年，那次对伊朗国王妹妹的住宅进行的偷盗活动流了产，其实正是威恩开枪打伤了自己的手。当时我们彼此并不了解对方的真实身份。
我走进去，同孙尼·布比和吉米分别接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