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喜欢孙尼，”我说，“我对孙尼的这种感情也不会改变的。”
“他告诉我，他去参加新泽西的会议，就说这么一句。我发现，他在动身参加会议前，把所有的珠宝、寓所的钥匙以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酒吧招待查利。他只带了汽车的钥匙。”
我说：“他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
“是啊。可是我会不会有问题，你知道吗？”
“不会，我能肯定，你不会有问题。你用不着担心什么，谁也不会去和你过不去。你就只顾过你的日子，和那一帮人不要再有什么来往。”
谈话快结束时，她说她心里感到好受些，知道孙尼不会再回来。对我们的交谈觉得挺高兴。
“随时都可以找我，”我对她说。
我们估计，由于我的关系，孙尼、勒菲蒂和托尼·墨拉已成了最明显的暗杀目标。党徒要干掉墨拉，这是因为是他第一个把我带进了小意大利区，是我和第一个布拿诺家族成员在一起出没，还因为他们以为他是个告密者。我们的情报表明，他们以为：他在会谈中对我的斗争完全是一场戏，他和我实际上是联合在一起为联邦调查局干事，好让我更进一步深入到党徒内部。勒菲蒂和孙尼成了明显的目标，这是因为他们和我在一起共事。
但是，我们得到的消息，唯一要采取暗杀行动的对象是勒菲蒂。他是我们唯一能保护的对象，使他免遭他自己人的杀害。8月30日，星期天，正当勒菲蒂从寓所大楼出来的时候，特工抓住了他。
墨拉一直到1982年3月才被暗杀。在布拿诺家族顾问斯蒂夫·坎农所住的大楼外面，在摩尔大街的北面和西面的拐角停车场那里，人们发现墨拉的尸体躺在他的车上。有人对他头上开了4枪，当时他的口袋里有6，700美元。
1982年8月2日，我开始为美方对多米尼克·拿波尼塔诺等人起诉的诈骗案中作证。审案地点在南区联邦法院的318号房间。
1982年8月12日，斯塔藤岛的海港一带，靠近南大街的一条小溪里，人们发现了一只医院尸袋，里面装着一具严重腐烂了的尸体。本来尸体已埋在地下，最近的一场大雨把泥土冲走，尸袋露了出来。死者被枪打死，手被剁断——这表明是黑手党的谋杀行为，也特别表明死者损害了党徒的安全。
勒菲蒂、尼基·桑多拉、菲什·拉比托先生、布茨·托玛苏罗以及其他党徒判刑的前5天，即11月10日，经过牙科档案验证，那正是孙尼·布拉克的尸体。
我感到遗憾，因为那是孙尼的尸体；我又感到高兴，因为那毕竟不是我。
尾声
1981年，我脱离了隐蔽工作，当时并没有什么庆祝活动，没有什么“回老家”聚会，也没有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实际上，由于死亡的威胁以及歹徒对我的谋杀计划，我的家庭在我脱离隐蔽工作以后担惊受怕的程度比我隐蔽工作期间还要严重。我立即着手准备许多案件审判工作，并且为这些审判作证，时间长达6年。
我虽然随时应召去法庭作证，但是在1986年我就退出了我服务过17年的联邦调查局，开始写这本书。我不属于联邦政府的证人保护法的保护范围，我和全家再次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除了涉及联邦调查局事务和写本书以外，我不使用皮斯托尼这个姓。和家庭在一起时，我用的是他们所用的姓名。除了法庭作证和家人在一起以外，我到任何地方干任何事，都用其他姓名。
到了48岁，我改了姓名，过着一种新的生活。除了亲密朋友和一些政府官员以外，谁也不会知道我作为乔·皮斯托尼和多尼·布拉斯柯所过的生活。
往后想一想，我会不会再一次干隐蔽工作呢？从职业上说，会的，在我的思想上对此没有任何疑虑；作为个人来说，情况就两样了。我失去了10年的正常家庭生活，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否值得。但是有一点我确信无疑；一旦我再干这样的工作，我还得认认真真地干好。
本书中部分主要人物的结局情况：
“鲍尔达塞尔·鲍尔多·阿迈托”：纽约，“皮扎饼联络一案”中罪犯，听候审判；
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密尔沃克，罪犯，判刑13年；堪萨斯市，罪犯，判刑10年；
约的·巴里斯特艾里：密尔沃克，罪犯，判刑8年；
约瑟夫·巴里斯特艾里：密尔沃克，罪犯，判刑8年；
凯撒·帮万特：1984年被谋杀；
“斯特法诺·斯蒂夫·比夫·坎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