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莲生孩子后，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他母亲过饲养院这边来侍候。妻子奶水很旺，因此麻烦事不多，他很快就正常出山劳动了。
往日在地里，他常贪活，总嫌太阳落山太早。可这些天来，他却怨太阳迟迟地不下西山——他急着收工，好跑回家去看亲爱的儿子。
当他急切地跑回家，扑上炕，看着自己的亲骨肉一对黑溜溜的眼睛望着他的时候，他就忍不住欣喜得鼻子一酸，他赶忙俯身去亲吻儿子的小脸蛋，却让秀莲把他的头掀在一边。妻子嗔怒地说：“你那副嘴巴把娃娃都亲疼了！”他也就嘿嘿笑着退开了。他的秀莲更丰满了，圆脸红润润的，带着做了母亲的幸福——多么满足啊！
但是，当无比欢欣的情绪过去以后，生活本身的沉重感就向他袭来了。
现在，孙少安更加痛切地感到，这光景日月过得太硒惶了！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作为父亲，能给予他什么呢？别说让他享福了，连口饭都不能给他吃饱！这算什么父亲啊……
连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养活不了，庄稼人活得还有什么脸面呢？生活是如此无情，它使一个劳动者连起码的尊严都不能保持！
按说，他年轻力壮，一年四季在山里挣命劳动，从来也没有亏过土地，可到头来却常常是两手空空。他家现在尽管有三个好劳力，但一家人仍然穷得叮当响。当然，村里的其他人家，除过少数几户，大部分也都不比他们的光景强多少。农民的日子，难道就要永远这样穷下去？这世事难道就不能有个改变？
作为一个整天和土地打交道并以此为生的人，孙少安知道，这一切不幸都是一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造成的。说句反动话，如果让他单干种庄稼，他孙少安就不相信一家人连饭也吃不饱！
有一天，他突然想起，前不久他到石圪节赴集时，听安徽跑出来谋生的一个铁匠说，他们那里有的村子，现在把生产队划成了小组，搞了承包制，超产还带奖励呢；结果庄稼都比往年营务得好，农民不仅吃饱了饭，还有了余粮。少安当时象听神话传说一样，把安徽铁匠的话没当一回事。吹牛哩！难道你安徽就不是中国的地方？
现在，他心想：也许真有这事哩！这办法当然好嘛！这样一搞，就肯定没耍奸溜滑的人了。而现在一群人混在一起，干多干少大家都一样，因此谁都不出力，结果一年下来都受穷！
少安马上心血来潮地思量他领导的生产队能不能也这样搞？
他尽管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又是个农民，但他凭直觉，感到“四人帮”打倒一年多来，社会已经开始有某些变化的迹象了。平时，少平经常看报纸，也给他透了不少外面的消息和国家大事。他知道，现在又提倡学雷锋了，上大学也不再是推荐，而是象文化革命前一样要考试：并且还提倡学文化知识；有本事的人也开始吃香了。许多被打倒的老干部也恢复了名誉；报纸上还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哩！最重要的是，去年七八月份，群众拥护的邓小平又恢复了职务……孙少安想，他把一队分成几个承包责任组，来它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是也符合中央的政策吗？
但他又知道，这种“理论根据”是很牵强的。现在上级还号召叫农村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抓阶级斗争，学大寨，赴昔阳。他还听少平说，报纸上登了个消息，说外地一个社员挖了些药材没交公，就被村里的政治夜校批判了三天三夜……
这样一想，孙少安萌动的勇气就又不太足了。他象所有的这一代中国人一样，在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长大；知道这事弄不好会给他和家庭招致无穷的灾难。他想起前几年，他就因为给社员多划了点猪饲料地，被拉到公社批判了一通……
不过，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件冒险事一直在他脑子里盘旋纠缠，无法摆脱；这叫他痛苦不堪。
有一天，他突然又想：我为什么不和队里的社员们商量一下呢？人多主意高，说不定这事还有门哩！再说，只要大家都同意，也就不要他孙少安一个人担风险了！
这样想过以后，他就立刻去找一队的副队长田福高。他想先和福高通通气再说。
他没有想到，福高听了他的想法，竟然高兴得手在大腿上一拍，说：“我看这事敢做哩！咱个农民，怕个球！他公家还把咱老镢把夺了不让受苦吗？干脆！咱把队里的社员召集起来，看大家的意见怎样？如果大家都愿意这样干，咱就干！球！怕甚哩！”
少安一看副队长对这事如此热心，把他心中的火又燃旺了。他对福高说：“既然你支持，咱今晚上就开社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