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在这个欠发达的省份的电视台，而是在中央台或者某家电视制片厂，他一定会拍出像《红高梁》、《黄土地》，或者后来的《卧虎藏龙》一类的作品来，这样，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在一条脏兮兮的大街上两间破破烂烂的办公室做一个为生计奔波的人，而是像在好莱坞或其它什么为全世界瞩目的地方活着。�自从陈浩被台里开除后，有一段，他曾跟着一个电视剧组到外面作助理摄影。但是，当这个剧组还没有结束时，他就回来了。他说，没想到这种剧组会如此污浊。经过这一连串的折腾，陈浩惟美的心态被一种愤世嫉俗淹没了。为了生存，他还是在我的劝说下，办了一个广告公司。我在劝说他办广告公司的时候，曾经许诺《真相》栏目的广告一定让他代理，并且条件优惠。我甚至跟他说，我去劝说曹小莉把金苑的房地产广告交给他代理。陈浩后来能把广告公司办起来，让我明白他的心里保持着对我的某种信任，这一点让我感到欣慰。�陈浩虽说和台里有不少合作，但他几乎不到台里来。有时候，因为客户的原因会请我去撑一下面子，这样，我在餐桌上或茶座里就扮演着托儿的角色。把陈浩拍过的一些东西添油加醋地吹嘘一番，当然，我会尽量做得不露声色。�我跟陈浩在一起的时候，很少谈起以前，尤其是关于苏如。他请客户喝茶或卡拉OK都不到新世界去。苏如这个名字似乎在他的世界里消失了，当然，我知道这不过是表象而已。以他这种偏执的性格，说不定哪天又会旧情复燃，或者像海底的天然气一样，一旦开采便喷薄而出。�不过对于陈浩，苏如和我好像都有愧于他。�有一次，我们在一家叫普罗米的酒吧里喝酒到很晚时，我对陈浩说，其实你离开电视台不一定是一件坏事，你看，现在业务做得不错，有房有车。日子过得比我们逍遥很多。陈浩躺在那间叫“神曲”的小包间的硬木椅上抽着烟，听了我的话，坐起来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看着我说，你是在笑话我吧？我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女人，对吧？你得到了我得不到的你还不满足吗？我对着他那种野狼似的眼神冷笑了一下说，不错，她跟我同居过，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她的心从来就没有在我身边停留过，这一点我和你是一样的。如果你需要一个女人的身体，你可以到新世界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去，那里的小姐不过是两杯鸡尾酒的价格而已。陈浩说，不，她对你和对我完全不一样。我想陈浩之所以认为她对我和对他不一样的理由，可能是指那次扫黄事件苏如不该把他打电话的事透露出去。我说：“那次电话的事，可能她也是无意的。”陈浩说：“我不是说那次。那次我没什么后悔的，如果还碰上这类的事情，我一定还会这么做。那次事件只不过是那个姓闻的王八蛋蓄意陷害。”我说：“干嘛要这么陷害你？”“我怎么知道。”陈浩说。然后，他咬牙切齿地从牙缝里挤出一种声音，“这种人一定不得好死！”
那天晚上，陈浩喝得大醉，我开车把他送到家门口后，他躺在后座上说，我住在办公室。然后，我又把他送到办公室，他已经在后座上睡着了。听到车声，有一个样子清秀的女孩子从二楼跑下来，说，这么晚才回来！都急死我了。我说，他在后头。女孩拉开车门把整个身弯进去，在他的脸上啪啪地打着：喂，醒醒！你又喝醉了！陈浩嘟囔着说，你还不睡，等我干嘛！然后被那女孩架着往楼上去。站在二楼的楼道上，他对我说，车你开回去吧，明天给我。�我说，好吧！不过我那辆破车还扔在普罗米门口。�陈浩砰地一声把门关上，给我留下一条空空的街面。
接到河西农民在春江二桥闹事的消息时，栏目组只剩三个人在家。一组去采访一起鞭炮厂爆炸事件；另一个组在河东分局跟民警们一起调查近期刚发生的用迷幻药进行抢劫诈骗活动的犯罪活动。由于案子没有破，组里的几个人只有跟着民警采访一些受害者。案子又连续发生了两起，沿江大道一起，群众艺术馆门口一起。�值班编辑对我说，农民事件肯定报不出来，家里又没人，我们就不去了吧？我说，拍些画面回来吧！我们用不上，其它地方也许用得着，当资料保存也行。你就留在家，我去吧！他说，偷拍设备他们带走了。我说，就用那台松下DV普洛。他就从柜子里把那台掌上摄像机给我，说，小心点，农民兄弟已经成熟起来了。�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来自大山深处的农家，对于农民的关注，比《真相》播过的任何一个案件或社会事件都尤其深切。栏目有一度对一些坑农害农事件作过连续报道。尤其对一些农民减负问题进行过一次从下而上的调查。引发那一次调查的是远离省城的一个叫文竹的小镇发生的农民群体事件。那次事件发生在中央刚刚开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