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方便一下也必须要穿着整齐，跑到几十米之外。
屋里的陈设简陋多了，两个单人床一并就是双人床，一张最普通不过的一头儿沉桌子，两张木把椅子，还有老人留下来的大批书籍和衣物，把三间小屋占得满满的。胡炜花一百多块钱买了一对布面的简易沙发，使原来就转不过身来的小空间更窄巴了。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台二十英寸日立彩色电视机，还有一台生了锈的老式华生牌电扇。
杜芸是390医院的一个药剂师，她的父亲原是兵种杜景林副政委，比胡副司令去世还要早，母亲刘珍原是兵种子弟学校的校长，也不在了。杜芸的爱人李平山也是干部子弟，父亲原是省军区的副司令，母亲原是省妇联的纪检委书记，他本人也当过兵，现在是北京市基层检察院的一个干部。胡炜和杜芸原来曾经在同一所中学读书，两家老爷子之间的关系不错，“文革”中杜芸也曾经帮过胡家的忙，因此，到了山下，大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同是天涯沦落人，自有一番共同语言。
落差如此之大，他们还接受得了，大家都是从小过集体生活长大的，眼下这种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不算特别艰苦。最使他们难以忍受的，就是院里邻居关副所长一家人的倒行逆施。
这位关副所长，说起来也是宋沂蒙的德州老乡，尽管只是个正营职，可是在胡炜、杜芸面前，他的架子却很大，处处都要显示领导威风。他最瞧不起这些“双亡户”，所以从不把她们当作邻居，有时面对面地走过，连个招呼也不打。他还叫手下人给杜、胡两家约法三章，一是不得早出晚归，二是不得养猫养狗，三是不得聚众骚扰，闹得两个同是正营职文职干部的杜芸和胡炜哭笑不得。
院子里有两棵柿子树，一刮风，树枝子和树叶就往下掉，掉在地上，一堆堆的。关副所长很勤快，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起床扫地，他只打扫自己门前这一块儿，而且把垃圾都扫到别人家跟前，慢慢地胡杜两家门前都成了垃圾堆。
胡炜一下班回家，看见门前的那堆垃圾就头痛，她长这么大哪受过这种气？她几次忍不住要去骂关副所长，可到了人家门口又缩回来了。她和杜芸两人都在部队单位工作，要是关副所长一纸公文，编造点儿什么理由，再盖上大红印章报送了上去，她们可得吃不了兜着走。
胡炜和杜芸谁也不敢起来反抗，干休所就像是胡、杜两家的后爹后妈，两家老小寄人篱下、噤若寒蝉。自从“闹猫事件”以后，她们的日子更不好过。
副所长的老婆比副所长可厉害多了。关副所长的老婆也姓关，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人叫她关大姐。她模样极丑，可是脾气大，架子也不小，在附近一带就是一只母老虎。
关大姐挺能算计，院子里的那两棵柿子树，一棵离关副所长的房子近些，归关家所有，另外一棵就长在胡炜家的窗前，就算胡家所有。关大姐为了使自家的柿子树能够多享受阳光，就把胡炜家的柿子树给锯秃了，而她家那棵柿子树长得又粗又壮，一根树干整整压在胡家的房顶上，把房顶生生压坏，夏天漏雨，冬天透风。胡炜爬着梯子上去好几次，可是房子实在太老，补了好几次也没有补好。
每到丰收的季节，关大姐把儿女动员起来，还找几个帮手，三下五除二将秋季的果实，把柿子打得一空，杜、胡两家连尝个鲜的份儿都没有。
胡炜悄悄地对杜芸说：“这儿哪是干休所呀？简直是鬼子据点！”她们联合起来，豁出去在院子里嘟囔了几句：“讲点公德吧！都是当兵的，干什么呀这是？”
关大姐听是听见了，可她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居然把院子里的草坪铲光，扎了大棚，种上了各式各样的蔬菜，过几天就上一次粪肥，闹得院子里臭气熏天。她叫三个战士拉了满满一卡车黄土，把自家的门前垫得高高的，形成一个宽大的土坡，一下雨，他家里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可是臭水都顺着土坡流淌到别人家里。
杜芸实在受不了，卷起铺盖卷，带着孩子到390医院住集体宿舍去了，她爱人李平山到人民大学去读法学研究生，因为那里有住的地方，能安静地读书和工作。她妹妹和两个弟弟也借别人的房子到外边住去了。
杜家在香山干休所名存实亡了。胡炜没地方去，只好忍气吞声，老老实实地呆着。 和宋沂蒙结婚后，两人也只好在这里将就着。
礼拜一是安转办通知工作分配结果的日子，宋沂蒙在外面跑了一天，擦黑才回家。刚一进门，妻子察觉出他的情绪不对头。她心里头藏不住事，她把宋沂蒙摁在木头椅子上，急切地问：“有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