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非“均贫富”。
到了唐代均田制有产生了变化。首先均田制的实施所必要的基要条件是必须有大量剩余土地，隋末唐初之际，北方残破、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隋时全国共有有民户八百九十万户，人后将近一亿，而唐初时全国仅剩下三百多万，户人口亦有大量流移或死亡，是以唐初建国，首要任务是收拾残局，使流亡人口重新安置在土地上，以恢复国家生产，保障国家经济，故于高祖武德七年，承北魏旧制而行均田制。
唐武德七年，设立租庸调制，以作徵收均田民户之依据。租庸调和均田制均以人民为单位，法律上规定所有人都要授田，故人人都有义务承担税项。“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所谓租就是田亩税，每丁获授田后，岁纳粟二石。庸是力役，凡丁岁役二旬，闰年加二日，无事则折绢三尺，布加四分一。有事加役者，十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者不得过五十日。
至于调，则是布帛之徵，每年每户纳绢二丈，若纳布则加四分之一，纳绢者兼纳绵三两，纳布者则加三斤。绢布棉之纳实按不同地区而施行，凡租庸调之物皆于秋季徵收。唐制并非所有民户皆纳要立租庸调，免课范围实很广泛。官吏九品以上及贵族，官学生徒等，均免课役。此外如鳏、寡、孤、独及豪族之仆妇寺均免其赋，至于由狭乡迁宽乡者，天灾损失者及由政府下令特免者皆免其赋。
就战国时代地实际社会生产情况看来，实施租庸调法是比较切合实际地一种办法，对于一个生产力落后奴隶制社会，直接跨过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引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先进”制度，不但不现实。只怕还会适得其反。
因此，无敌的农业政策，核心便是将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实行均田制将田亩均分到百姓手中，再以一个较低的税赋比率让百姓富裕起来。只有百姓逐渐富裕，手中的硬通货多了，才能带动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发展。
其三《农爵策》，使农人力耕致富并多缴粮税者，可获国家爵位。这个条目放到后世来看是很傻X地。但在战国时代用之激励百姓斗心却是不错，毕竟战国时代还是一个奴隶、庶人和贵族对立的时代，获得爵位的庶人、奴隶可以见贵族、见官不用跪拜行礼，这在当时可是一种满足虚荣心的有效手段。对于此点无敌亦是认可，但以缴纳粮税多寡对度量甄别手段，却可能会有失偏颇，还需谨慎斟酌。其四《军功策》，以斩获首级数目赐爵，基本属于谬论。先时无敌参加老公父嬴师隰主持的少梁会战。沙场之中杀了多少人以不可计数。可无敌却没有斩下哪怕一个首级挂在腰间拿去邀功。而且真正沙场死战地时刻，谁有那个闲情逸致一边杀敌一边砍脑袋玩儿？
不要太忙好不好！
军功奖励是必然要实施的，但以斩首多寡而计爵显然不切合实际，这一点无敌自然是有考虑。虽说卫鞅日后搞出的二十级爵位制度流传千古，但无敌既然在此，自然也就不会让其传美于后了。
至于其五《郡县策》，将秦国旧世族地自治封地一律取缔，只设郡县两级官府，直辖于国府之下的建议，无敌不但要采纳。而且还要细化，细化到：市、县、乡、镇、村。
实行均田制地首要前提就是将秦国老世族的自治封地收归国有，并且将其封地内的奴隶全部由国家赎身。使之成为自由民、庶民，这个政策在后世被形象的称之为“打土豪，分田地”。之后，便需要将秦国各地的庶民和老世族、戎狄部族进行异地迁徙、打散混编，进而由国府直排官吏，直辖市、县、乡、镇、村，五级行政单位进行垂直管理。使老世族再无可乘之机。
而其六《连坐策》。县下设里、村、甲三级小吏。民以十户为一甲，一人犯罪。十户连坐，使民众怯于私斗犯罪而勇于公战立功。对于这个策论，无敌是很“啼笑皆非”地，话说商鞅变法，秦孝公嬴渠梁挂掉之后，太子嬴驷即位，嬴虔便要拿商鞅开刀报昔日商鞅借故割他鼻子地仇，商鞅吓得逃跑，却是被堵在了秦国地国门之下。据《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这便是“作法自毙”地出处！
其七《度量衡策》，将秦国所行之长度、重量、容器一体统一，由国府制作标准校正，杜绝商贾与奸恶吏员对庶民的盘剥。这条策论深地无敌之心，但谋划虽好，却不够大胆，按照无敌想法，要统一度量衡，自然是要把全天下地度量衡都统一，不过万里长征足下起，先统一秦国，在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