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同彩色在过渡时的冲突。
70年多年的功力，加上老师早年在广州楚庭美术院的西画研究，和遍游世界名山大川的经历，自然发展出他雄浑而多样的画风，与高妙的技法。这技法可以在老师不自觉中出现，却是难以言传、无法全然道破的。
接下来画竹林后的人家：想必是个大户，有着深深的庭院和讲究的门墙，老人在盖着瓦顶的墙壁上，加了些直的线条，又染了些淡赭墨，表现因年久而龟裂渍污的垩圣土墙面；门亭之间的房瓦下，出细细地以淡墨晕出日影。传统国画对于透视及光影通常不很讲求，但是在老人的作品中，不仅采取了“定点透视”，而且对于阴阳向背，都有周到的考虑；至于天空，传统画家多半留白，老人则常以色墨渲染，营造出白云堂特有的气氛。
“对于墨线，或是先用淡墨勾，再以浓墨重复描一次；或是先用浓墨画，再以淡墨或色彩重勾一回。”老人细细地勾染房舍：“我曾经和徐悲鸿特别讨论过这件事，一致认为这样做，可以去除单独用浓墨画出线条的火气。”
与徐悲鸿共事，应该是老人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的时期。徐担任系主任，同时间受聘的还有张大千和傅抱石先生，四人闲来一起游山写生，切磋画艺，当时他们是否想到几个人都将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不朽的人物？同济的砥硕是重要的，或放各人画风中的灵动，许多都是在那时引发，最令老师得意的，不仅在于他可以称得上这三人作品的权威鉴评者，更是三人作品的最大收藏家，且有的都是难得一见的兴会淋漓之作和“私房画”。
“想当年，傅抱石的画，大家都说是乱抹，送人也不要，可是我收，他爱喝酒，画上常铃印‘往往醉后’。我住在重庆郊外的一栋楼上，下面就是茶馆，常备美酒召他来饮，所以收得不少好作品。有一次，一位漂亮的曼君小姐托我向傅抱石要画，傅先生画了一张，对方嫌小，傅不过小姐，就重新画张大的，那张小画则成为我的收藏，真是了不得的好作品。张大千送我的诗画，更是太多了，有一年同登峨嵋，他画的佛光，最是佳作。至于徐悲鸿的作品，不但以前收，现在也不断地收。记得有一年他送了张‘三马图’给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东卷西卷，居然被佣人混在报纸里堆到凉台上，所幸虽然风吹雨打，千寻万觅地找回来时，倒还大致安好，水渍，洗五也就掉了。
老人就凭着他过人的鉴赏力，成为富甲一方的大收藏家，许多作品，别人不敢判定的，被他挑中之后，立刻身价百倍，他当年在广州东山的寓所是以卖三张古画的钱购置的，据说现在的白云堂也是如此。而且他不但藏画，也藏磁器、玉器、印石。譬如现在题完字之后，拿出来的印章，就个个温润。
老人盖章，并不像一般画家，在画下垫个薄本子或几张纸，而是以一大块刻图章的红澄色橡皮代用，不硬不软，倒正是称手。至于印泥，他也不用什么西泠潜泉或荣宾斋的出品，而是叶公超先生在世时监制的龙井印泥，朱色间也带有洋红的色调。老人将印章从套盒里取出来，轻轻地拓匀印泥，扶正橡皮，在题字的左方铃下“黄君壁印”和“君翁”两方，他的名章如果用在字侧，通常总会压住一些字的笔划。接着又用一方较大的做为压角，这张画的右下方是溪流，悠悠远去，转入最远处的竹林间，所以压角章必须铃在左侧上坡上，免得阻碍了水的动势。
老师用印，绝不假手他人，但是每逢压角章，不知是不是坐的姿势影响，多半盖出来的印文会略向右倾，有人甚至说可以用为鉴定的一部分参考，如果每方印都盖得太正，只怕会是他人伪造。
这一次果然又向右倾，妙的是即或不正，却因那画面本就洒脱，好比黄宾虹的浓淡墨书，与画风倒极配合。印文是“白云堂”，阴文略带些“崩”的风神趣味，我忍不住叫一声：
“好印耶！”
“哼！”老人居然狠狠地哼了一声，把手上那温润的印石，向前作势一甩，像是要把它摔掉似地。难道，难道我赞美错了吗？还是什么话说得不得体？
“甭提了！谈到这个图章，我就有气，若不是送这印的人，不要说今天住的房子，整条巷子我都能买下来！”老人用力地把那方印石插回护套，没好气地丢进盒子：“民国26年，因为抗战搬运不方便，我把3oo多张临古的画稿和苦心收藏的27件古画、画册，装成一大皮箱，存在汇丰银行仓库，后来又为发字全原因，转存德国威廉银行。抗战胜利，等我兴高采烈地取回皮箱，打开来一看，居然全变成了杂七杂八的英文书籍。四处打听，才知道被一个姓徐的掉了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