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轻信的倾向及对奇异事物的信仰。虽然生命把我们置于它的严格规则的控制之下，但我们一开始就产生了一种抵抗，以反对思维规律的严酷性和单调性，反对实在性实验①的要求。理性变成了敌人，它剥夺了我们许许多多享受的可能性。
我们发现，哪怕暂时摆脱理性的束缚，沉溺于无聊的诱惑，我们也会得到很多乐趣。念书的孩子喜爱绕口令；科学会议结束后，专家们拿自己的研究开玩笑；甚至是一本正经的人也爱听笑话②。
对“理性和科学——人类具有的最强大力量”③的更深的敌意，在等待着机会；它使得人们宁愿选择巫医或自然疗法开业者，而不找“合格的”医生；它偏爱神秘主义的论断，只要它们所宣称的事实能够被用来破除规律和法则；它哄骗批评家对它保持沉默，歪曲人们的知觉，将得不到证实的观点和意见强加于人。如果考虑到人类的这一倾向，就有充分理由对神秘主义著作中所提出的大量资料表示怀疑。
我将第三个因素称为历史因素，我的意思是指出神秘主义世界中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新东西。这个世界中一再出现的不过是古代传说和古书中流传下来的各种奇迹、预兆及神奇古怪的事情；长久以来，我们认为它们不过是骋驰无疆的想象或接近欺骗的行为的结果，是人类无知至极、科学精神处于襁褓之中的时代产物。假如我们承认据神秘主义者宣称至今仍然存在的那些事实的真实性，我们也就必须相信古代遗留给我们的那些传说的真实性。于是，我们也就必须考虑到
①即检验事物，以便看它们是否真实的过程。这在《对梦的理论的一个心理玄学补充》（１９１７ｄ）中有论述。也可参见《引论》第二十三讲。——英译注。
②关于这种“无聊的愉快”，弗洛伊德在《论笑话》一书（１９０５ｃ）（诺顿，１９６１）第四章第１２５—１２７页有详细论述。——英译注。
③引自歌德《浮士德》第一幕第四场。——英译注。
所有民族传说和神圣典籍中，都有无数类似的神奇故事；必须考虑到宗教正是将其信仰的可靠性，建立在这些神奇事物的基础之上，并从中找到种种超人的力量在起作用的证据的。
既然如此，我们就难免要怀疑：对神秘主义的喜爱其实是一种宗教性的喜爱；神秘主义活动的隐秘动机之一，就是援助宗教，因为宗教受到了科学思想进步的威胁。这一动机的发现，增强了我们的怀疑，使我们更加厌恶研究这些想象的神秘现象。
然而，这种厌恶感迟早应当克服。我们面对一个有关事实的问题：神秘主义者告诉我们的事情究竟是否真实？这个问题最终有可能通过观察得到解决。事实上，我们应当感谢神秘主义者。古代的奇闻怪事是我们的实验力所不及的。虽然我们认为它们不可能得到证实，但也得承认：严格地说，它们也不可能被反驳。
但有关我们能够亲身经历的当代事件，我们则必定可以做出确定的判断。如果我们确信今天不会出现那样的奇迹，就无须害怕那种认为它们可能在古代发生过的反对意见：在那种情况下，其他解释会显得更有道理。至此，我们已弄清了疑点，准备开始进行对神秘现象的研究。
但是，在此我们不幸遇到了对我们的真诚意图极为不利的情况。我们的判断所应依赖的观察，是在使我们的感官知觉模糊、注意力迟钝的条件下进行的。神秘现象往往经过长期无望的期盼之后，在黑暗中或朦胧的红光下发生。
据说，我们的怀疑（亦即批判）态度实际上可能阻止预期现象的发生。
因此，这些现象所发生的环境是与进行科学探索的一般环境根本不相同的。这些观察的对象是被称为“巫师”（ｍｅｄｉｕｍｓ）的人——传说他们具有特殊的“感应”能力，但这些人决不是由于突出的智力或性格而闻名的，也不是像过去创造奇迹的人那样，受某种伟大见解或重要目标的鼓舞。
相反，即便是相信他们的神秘本领的人，也认为他们特别不可靠；我们已经发现他们中的多数人是骗子，也有理由期待看到：等待尚未被揭穿者的是同样的命运。他们的行为给人以孩子淘气的恶作剧感或变戏法的诡诈感①。从“巫师”们的降神术中，还从未产生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例如向人们揭示一个新能源。的确，变戏法者以魔术从空的大礼帽中变出鸽子，但我们决不会期望由此得到关于鸽子生育的新知识。我很容易理解这样的人，他为了做到无偏见而去参加神秘的降神会，但他很快就会厌倦，厌恶地离开他曾怀抱期望的东西，而退回到其先前的成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