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伤害了我的感情。请返回来注意我吧，我毕竟也是个Ｆｏｒｓｙｔｈ（福西斯）——尽管实际上如那姑娘所说的，我只是一个ＨｅｒｖｏｎＶｏｒｓｉｃｈｔ（预知先生）。“随即，他的思路沿着”英国人“这一联想的线索，又回到以前的两件事，这两件事能引起同样的忌妒心。
“几天前您访问了我的公寓——不是去看我，而是看安东。冯。弗洛英德（ＡｎｔｏｎｖｏｎＦｒｅｕｎｄ）”，这种想法使他把“Ｆｒｅｕｎｄ（弗洛伊德）”这个姓误为“Ｆｒｅｕｎｄ”。
出自讲演提纲的ＦｕｅｕｎｄＯｔｏｒｅｇｏ（弗洛伊德。爱特里格）这个姓名必定会在此出现，因为她作为英文教师提供了明显的联想。尔后，回忆中又出现了几周前的另一位来访者。对这位来访者，他无疑也是心怀忌妒的，但却深感无法与之抗衡，因为琼斯博士能够写出论恶梦的专著，而他自己充其量不过能做这样的梦罢了。他之提到弄错“ａｍａｒｅ′ｓｎｅｓｔ”的意思是与此相关的，因为这只能意味着：“反正我不是真正的英国人，如同我不是真正的Ｆｏｒｓｙｔｈ（福西斯）一样。”
我现在不能把他的忌妒之心说成是不合适或不明智的；我曾预先告诉过他：一旦外国学生或病人回到维也纳，我对他的分析和接触便可能结束。
事实上，这件事不久就发生了。
但至此我们已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分析研究：对同一时期中提出的三个孕育于相同动机的联想做出了解释。而这个解释与下述另一个问题有很大关系，即：没有思维传递能否形成这三个联想？这个问题在这三个联想的每一个中都出现了，因为分为三个不同的问题：毕能否知道福西斯医生刚刚对我进行了首次拜访？他能知道我在他的公寓里所访问的那个人的姓吗？他知道琼斯博士写了一本论述恶梦的专著吗？倘若都不能，那么，他联想中所显示的难道仅仅是我关于这些事的了解吗？我的观察是否能得出肯定思维传递的结论，就取决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
我们暂时把第一个问题放在一边，因为后两年问题更容易处理。我去他公寓拜访一事，乍看起来很能表明毕不知道我访问的是谁。我敢肯定，在我简单而开玩笑地提及到他府上的原因时，我没有提到任何姓。我认为，毕绝不会在公寓里打听我拜访的那个人的姓；我倒相信，那个人的存在他全然不知。而这件事提供证据的上述价值被一个偶然情况完全破坏了。我去公寓里看望的那个人不仅仅叫“Ｆｒｅｕｎｄ（弗洛伊德）”，他还是我们大家的忠诚的朋友①。
他就是安东。冯。弗洛英德（Ｆｒｅｕｎｄ）医生。他的捐款使我们有可能创建出版社。他的过早去世以及我们的同事Ｋ。阿伯拉罕的去世，是降临于精神分析发展中的最大灾难。因此，我有可能对赫尔。毕克说过：“我到你公寓里拜访了一位朋友（ｆｒｉｅｎｄ〔Ｆｒｅｕｎｄ〕。”
就这种可能性而言，他的第二个联想的神秘性消失了。
第三个联想给予我们的神秘性印象也很快消失了。如果毕从未谈过任何精神分析著作，他能知道琼斯出版了一本关
①德文词“Ｆｒｅｕｎｄ”的意义是“朋友”。此人去世后，弗洛伊德为他写了一个催人泪下的讣告。——英译注。
于恶梦的专著吗？回答是肯定的，他能知道。他拥有我们出版社出的书，而且无论如何，他看见过印在书的封皮上的新书广告标题。这一点无法证明，但也无法反驳。因此，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得不出任何结论。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的这个观察和其他许多类似观察有着同样的弱点：记录下来的时间太晚，讨论时已不能再见到赫尔。毕，无法进一步向他询问了。
现在我们回到第一件事上。这件事本身就证实了思维传递的明显事实。毕能知道他来之前十五分钟，我与福西斯医生会晤过吗？他能知道福西斯医生的存在或他在维也纳？我们不应当断然否定这两个问题。我认为，有一种情况可以导致作出部分肯定的答案。我毕竟可能对赫尔。毕说过，我正在期待某个医生从英国来接受精神分析的指导，他是战争灾难之后到来的第一个和平使者。这话可能在１９１９年夏天说了，因为福西斯医生提前几个月就写信与我商量好了。我甚至可能提起过他的姓，尽管对我来说这似乎是极不可能的。
考虑到这个姓对我们两人具有的另一方面意义，我们必定应当讨论它，讨论的某些内容也将保存在我的记忆中，不过，虽然这种讨论可能发生过，但以后也可能被我完全遗忘了。所以以下情况是很可能的：在对毕作分析治疗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