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形式。
我强制自己不进行反驳，并在我的拥护者逐渐出现时也劝告他们不要反驳。
这个步骤是正确的。
现在，当时对精神分析实行的封锁已被解除了。
但是，如同一个已被抛弃的宗教信仰仍然作为迷信意识残存着，一个已被科学所否定的理论继续作为群众的信念存在一样，科学界对精神分析的早期拒绝，今天也仍然以那些著书立说或高谈阔论的门外汉轻蔑地讥笑的形式继续存在着。
知道了上述情况，他们的恶劣态度就不再会使你们觉得惊讶了。
然而，你们也不要期望听到好消息，什么关于精神分析的斗争已经结束了，它已被承认为科学，并被大学采纳为讲授科目云云。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斗争还在继续进行，只是形式变得温和些了。
另一个新发生的情况则是，在科学界中形成了一个介于精神分析与其反对派之间的缓冲层。它的组成者承认精神分析的某些部分是合理的，并以极为有趣的种种限制为条件，采纳了这些部分。
但同时他们又否认精神分析的其他部分，否认某种他们不可能公开予以赞扬的事实。
使他们作出这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是很难推测的。它似乎是个人的情感倾向。有的人反对性欲，有的人不同意无意识，而尤其不受欢迎的好像是象征主义。
（）免费电子书下载
尽管精神分析的建造尚未完成，但是它甚至在今天就已显示出某种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与该学说各部分的联系是不会被任何加入者的任性所破坏的。而这些折衷主义者却似乎无视这一点。我感到这些半拉的或四分之一的拥护者，在拒绝我们学说的其余部分时，从未对它们进行过考察。
这类人中也有一些名流学者。
诚然，他们的时间和兴趣主要用在他们所精通的其他事情方面，我们可以因为这一点而原谅他们。
但我们也可以说，他们不是最好应该悬置他们的判断于一旁而不要明确表态吗？我曾经成功地使这样一位要人的看法迅速发生了变化。
他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批评家，他遵循时代的精神潮流，具有仁慈的谅解心和预言式的洞察力。
在他八十高龄时我认识了他，他的谈话仍然富有魅力。
你们很容易猜到我说的是谁①。是他而不是我提起了精神分析的话题。
①指乔治。勃兰戴斯（ＧｅｏｒｇＢｒａｎｄｅｓ），著名的丹麦学者（１８４２—１９２７）。弗洛伊德一直很钦佩他。１９００年３月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听过他的讲演，之后便按妻子的建议，热情地把一本《释梦》送到勃兰戴斯下榻的旅馆，但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反应。参见弗利斯（Ｆｌｉｅｓ）信件１３１（弗洛伊德，１９５０ａ）。琼斯（Ｊｏｎｅｓ）在他写的传纪第三卷（１９５７，第１２０页）中，提到了两人的会见（发生于１９２５年）。弗洛伊德在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９日给一个侄子的信（信件２２９，弗洛伊德，１９６０ａ）中，再次描写了那次会晤。——英译注。
他以非常谦逊的方式把他自己与我作了比较。
“我不过是一个文人，”他说，“而你却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发现者。
然而，有一件事我应该告诉你：我从未对我母亲产生过性的情感。“
“你完全不必意识到那种情感，”我回答说，“对于成长中的人来说，它是无意识的情感。”
“哦，你主张的东西原来是这样的呀！”他宽慰地说，并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继续在一起谈了几个小时，气氛十分和睦。我后来听说，他在垂暮之年常常很友好地谈到精神分析，并很高兴能够使用“压抑”这个对他来说挺新鲜的词汇。
B有一句常言说，应该向我们的敌人学习。
我承认在这点上我从未成功过。
但我仍然认为，要是我对精神分析的反对者所提出的一切责难和异议作一番回顾的话，如果我接着指出这些责难和异议犯有不公正和违反逻辑的错误的话——这些谬误很容易就能揭露出来——对你们可能会有所启示。
不过“考虑再三”后，我对自己说，那样做也许非但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反而会显得沉闷和令人苦恼，而这恰恰是我多年来倍加小心防止的局面。所以，如果我没有继续走这条路，如果我省略了对我们所谓的科学界的反对者进行评价，你们应该原谅我。
而且，这个问题毕竟几乎一直是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