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现象，那必定会令人不可思议；可是我知道，只要使一个人进入催眠状态，这样一种效果实际上是完全可能产生的。由于你在患者身上花费了很大的功夫，你就很可能成功地同他建立起这样一种催眠关系——暗示他依恋于你——尽管这可能并非你的本意。从这一层意义上说，你的疗法之所以取得奇迹般的效果，是由于催眠暗示的作用。然而就我所知，催眠疗法却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如此看来，我们的这位“公正的人”并不像我们起初所想象的那样无知，或那样困惑。
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正试图借助已有的知识来理解精神分析，并正试图把精神分析同他已经了解的某种东西联系起来。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任务是要让地明白：他这样做是不会成功的，分析法是一种独特的疗法，是一个新颖、特殊的发现，只有借助于新的洞察力——或新的假设，如果这样听起来更恰当一些的话——才能理解。
不过他仍在等待我们对他最后的看法作出答复。
你所说的分析者的特殊个人影响当然是值得重视的。这种影响在分析中存在并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同催眠术所起的作用并不一样。
我们应该可以使你相信，这两种情况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只需指出这样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那就是，我们并不像催眠暗示那样运用这种个人影响，即运用这样“暗示”因素，来抑制疾病的症状，而且，如果你认为这种因素是贯穿治疗始终的媒介的催化剂，那就是错误的。
在治疗的初期阶段，无疑是如此。但是后来它就同我们的分析意图相对抗，并逼迫我们采用最有力的对策。我愿意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患者的思想偏离分析技术有多远。如果我们的患者摆脱不了负罪感，仿佛他犯了什么大罪似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建议他忽视自己的良心不安，也不能强调他的勿庸置疑的清白；他自己常常试图这样做，却未能成功。我们所做的只是提醒他，这样一种强烈的、持久的情感毕竟总是有着某种真实的基础的，而这个基础是可能发现的。
“如果你能以这样赞同患者的负罪感的方法使他们得到安慰，那将使我颇感惊讶，”这位“公正的人”评论道。
“不过你的分析意图到底是什么呢？你究竟对病人做些什么呢？”
二
如果我希望我的话能说得明白易懂，我无疑应该向你谈谈某个在精神分析领域之外无人知晓或无人欣赏的心理学理论。从这个理论中你将不难推导出我们从患者那儿想要获得和如何获得的东西。我将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向你阐述这一理论，把它看作一个完善的理论结构。
但是你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它就像一个哲学体系那样，是作为这样一个结构诞生于世的。
这个理论结构是我们非常缓慢地发展起来的，我们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我们不停地对它进行修改，始终不脱离实际观察，直到最后形成一个似乎足以适合我们的目的的完整结构。
就在几年前，我还不得不用别的方式来表述这一理论。
而且今天我当然也不能向你保证说，我用来表述这一理论的形式是再也不可更改的。
正如你所知道的，科学绝非神灵的启示；一门科学在诞生之后很久仍然会缺乏不容怀疑、不可更改、绝对正确的特性，尽管人类的思想是多么深切地渴望这些特性。
但是现实就是这样，我们目前只能做到这一步。如果你能进一步牢记，我们的这门科学还非常年轻，而且它所涉及的也许是可能成为人类研究课题的最棘手的内容，那么你将会很容易对我的阐述持正确的态度。
不过，要是你没听懂我的话，或希望我作出进一步解释，你可以随时打断我。
“我甚至想在你开始讲之前就打断你。你说你打算向我阐述一种新的心理学，但是我总认为心理学根本不是新的科学。心理学和心理学理论已经够多的了；我还在大学的时候就已听说过这一领域的巨大成果。“
我根本不想对这些成果提出质疑。
但是，只要你更细致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不得不把这些巨大成果归为感官生理学范畴。
我们不可能发展关于精神生活的理论，因为这种发展受到一个本质的误解的阻抑。按照当今大学里的教学情况来看，这种理论包含哪些内容呢？
除了在感官生理学领域所获得的那些可贵发现，有关我们的精神活动过程的一系列分类法和定义已经成为每一个受教育的人共有的财产。
显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