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妓女在临走之前挣扎哀哭‘我不是女学生,我不上车’。不过,这两处设置远远不够扭转整个情节的脉络,当消失的妓女们在女学生的想象中重现光华,那哀悼仍在点出,她们是注定的被毁灭者和悲剧角色,因为,她们外向自在的性魅力就源于不贞——所谓‘奸近杀’,让放荡者在忏悔中死去而灵魂获救是最老套的脚本。而逃向南京城外的女学生和贝尔,心里应该唱的是唐僧之歌:送死你去,黑锅我来背。”
在日军侵华的创伤记忆中,妇女被强Jian的惨烈总是被凸显,她们受伤和死亡,而性的羞耻感却由整个国族承担——国家、民族、男人,没有能够保护属于它和他们的女人,羞耻莫此为甚。这种无法修复的羞耻感,一直是民族自豪渴望重张时抛不下的包袱,虽然,羞耻也转为不忘的仇恨,成了强化民族认同的养料之一。然而,控诉和叙述,都只终于日军强Jian那一刻,此后,再不见强Jian幸存者的故事,仿佛,被强Jian就是她们的社会生命的终结。其实,这终结就是另一面令人憎恶的真相的开始,那就是,当年被日军强Jian过的女人们,在被当做举国控诉素材的同时,却因“失贞”而从社区开始承受着国人自己的歧视,而这一面真相在过去多半个世纪中极少能被说出来,更遑论被整个国家承认和检讨。这种对幸存者之声的极度压迫,与对性暴行的极度羞耻,正是一体两面。”
相比起稚嫩的赵秀婷,美妇市长夫人陈芳菲自然理解深刻,更有感触,“在这种语境下看《金陵十三钗》可见它其实是又一次试图从民族羞耻中自救的努力,通过以无尽悲愤的口吻将这种羞耻放大演绎作为洗礼,以及通过证明国家、民族和男人已经尽到了拯救“好女人”的责任;也是又一次压迫——通过把受害者刻划成一群“自愿”的坏女人。总之,女人又象征性地治疗了一番无法愈合的民族自尊心,而且,通过通俗大片的操作,还提供了一次让观众围观暴力、消费性受害者惊惧哀惋之美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