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公里的几成来算，最终你走运河还是赚的”。
同理巴拿马运河也是按照“少绕一个南美洲，节约一万两千公里成本”来算的。
古代华夏王朝数学治理不好，也没有统治者这么算账过，但李素就是把这个算账模式引入了，确保官商都有得赚，最快速度收回投资。
比如就拿他现在要修的南阳-颍川运河，别看河道才七八十里。但李素是按照“走运河从荆州到豫州，基本能节约两千一百里水路，或者节约八十里陆路车载运输和两次换船装卸”来计算节约额的。
当然要注意，这里面的表述有一个“基本节约两千一百里水路”，并不是一概而论。
因为这是以“原先从江陵或者武昌走长江到芜湖濡须口、再转淝水淮河颍川到许昌，现在改成江陵或武昌直接往北走汉水和运河”来算的平均值。
实际上如果是从宛城到许昌，你非要头铁走水路还不换船的话，能省两千八百里，这是最极端的情况。
而要是从武昌更下游城市启运，比如柴桑，那节约里程说不定只有一千里。同理你要去的目的地不是许昌而是黄淮更下游区域，节约也没那么明显。
就好比走苏伊士运河的海船，如果出发点不是欧洲到亚洲，而是本来起运就在非洲，那当然省不掉“节约掉绕整个非洲里程”那么多，起步就已经在半道上了。
所以为了公平起见，李素在算南阳-颍川运河节约里程时，是按照保守值算的。从江陵出发的物资（所有未来益州产出的物资要去北方，都得经过这个点，所以这个点最有代表性）能节约两千里，李素实际上折半只算节约一千里水路。
而收费部分是按理论节约成本五五开，官商各占一半利，也就是“相当于水路走五百里的运费”。
商人觉得交相当于船只五百里运费的过路费还是划算的，赚到的更多，那你就走运河。觉得不划算，那就跟宁可绕非洲不走苏伊士运河的现代商人一样，双向选择童叟无欺。
大多数乍一听这个数字的文官，下意识觉得刘巴和李素的过路费收费标准太黑了。
直接相当于五百里水路运费？那岂不是远远超过一船货物货值的百分之二？那可比原本的传统过路关税贵多了！
但转念一想，这些新基础设施就是朝廷筹资建的，觉得不划算不走不就是了么，朝廷又没逼你走。钱的事情让商人自己去算账决定划不划算，买定离手，倒也靠谱。
这只是给人民多一个选项，标价高一点又何妨？
“如果只是这样算账，似乎变法之后，‘过路商税’、‘过路费’分开，看似运输环节收的税少了，朝廷在民间商人运输环节收的总钱数，反而有可能上升。
不过这是建立在民间商业繁荣、原本不愿意跑的远途贸易都被激发出来的情况下的，所以倒也不是与民争利，是凭空多出来的流转之利，官民分享……”
一些文官内心不由自主如此认为，尤其以民部的孙乾为首。
虽然这种认知有点反常识，毕竟古人认为商业流通环节是不创造物质财富的，而且应该绝对鼓励节俭不鼓励消费，所以总觉得这里面有点不对劲……
这种想法，跟后世司马光最初反对王安石商税改革、国家把专卖权定价卖给商人时，是差不多的。
司马光反驳王安石的理由就是：“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那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思维。
觉得天下物质财富就那么多，朝廷要多用只能是从百姓手里抢，不能靠“发展生产力创造新财富、把蛋糕做大”。
司马光的想法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看来，当然是很可笑的，但汉末比宋朝还远古落后，比司马光还想不通的迂腐古板之徒可谓大有人在。
只不过李司空位高权重，刘尚书所言也貌似井井有条，一时不知道怎么反驳。
李素的变法内容，也确实比后世的王安石更加高明。加上外敌威胁导致的变法压力，他们不理解也只能选择先接受、再慢慢理解。
……
刘备赐宴结束后，有司官员稍作休息，就加班继续午后的商讨。
因为参与的朝臣人数变少，场面也没那么严谨了，刘备非常大度地给参与御前讨论的群臣都赐了坐席，可以坐下来慢慢商量，之前站了一上午也辛苦了。
午后的议题从“官榷专卖权的转让”聊起，也就是把原本盐铁官营，改成宋朝那种“民间商人可以花钱买抄引，算作提前缴纳了足额盐税，从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