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占十二三万，已经是非常高的比例了。
当然这些移民也不全是移到河南，只是四分之三移到河南，还有四分之一要移到黄河北岸的河内郡。所以河南尹能增加九万壮丁。
加上河南尹本地原来留下的人口也就二十九万，比外地人略多，但因为扶老携幼拖家带口，壮丁比例低，本地壮丁才十一万。
所以河南尹本地加移民，全算上壮丁才刚刚过二十万，哪怕全部顶格分田也种不完。
不过，考虑到未来国家收回的土地还要备用或者挪为其他用途，暂时也不会把土地的产权都发下去。
只是移民壮丁每人先实授四十汉亩授田（现代12亩）女人和小孩先不授，就种丈夫/父亲的田。
如果有余力种得多的，暂时多种的田算是租种，或者是种满多少年后附条件允许发给个人，总之还是比较灵活机动的。
移民群体来之前，河南尹的本地居民对于田这种东西的产权也不是很关心，主要是乱世，谁也不知道自己能稳定住多少年。
说不定又一次军阀杀进京城，就会导致百姓不得不四散流亡，这样不稳定的状态下，田又带不走，田的性质也就没太多人关注。
不过，李素这样大规模移民过来，甚至移入人口短期内就占到本地人的三分之二以上、让当地总人口增长六七成。这幅准备长治久安下去的架势，很快让本地人注意到了分田的问题，并且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和不甘。
地广人稀不稀缺的时候，很少人注意荒地的产权，稀缺一产生，直接所有人都紧张了。
对于这个问题，李素和诸葛亮当然也是一开始就想到要协调矛盾。暂时安抚的处理意见是：
本地人凡是可以拿得出地契证明，而且至少在朱儁掌管河南尹期间就得到承认的权益，刘备政府当然也一贯承认。要给外地人分田，也只是分确认无主的荒田。
当然，如果是朱儁时期没承认的地权，是袁术时期冒出来的，甚至袁绍接受雷薄投降后，那一小撮利益集团的产物，就要仔细甄别了。河南尹的户曹财曹估计能忙活几个月，厘清这些问题。
原则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合法财产一定保护，历史遗留问题也一定要解决。
除了上述的确权之外，诸葛亮还请示李素，对本地原本缺地的农民，也补发确权——外地移民至少分四十汉亩，本地人就分七十汉亩，比外地人待遇高一级。
原来完全没有产权、只是无政府状态下自行耕种的，至少补齐到七十汉亩。原本就有一些地的，那就按照50的额外额度补差额。
这个算法乍一听听不明白，给个数字就看懂了：比如原本就有二十汉亩的产权，那就先补到七十汉亩，原来的二十汉亩折一半加到七十上，最终有田八十汉亩。
原来有六十汉亩的，补到七十之后，六十部分折半成三十，加起来就是一百汉亩。
无论原来有多少地，只要是自耕农而非雇佃户的地主，那就都可以被补齐，原先超过七十的，就一刀切再补三十。
当然要是原来就是庄园主、地主，那就没得补了，这是合理的抑制豪强。
这样一番土地确权的组合拳打下来，本地人总算是被安抚住了，河南尹与河内地区的政权过渡期也就平稳衔接。
虽然刘备手上有刀把子，李素哪怕靠来硬的也能压住本地人。但毕竟作为未来的国都，还是治理手腕和谐一点比较好。
移民矛盾被压住、暂时出现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融合之后，刘备政权在雒阳地区的民心掌握率也是急速升高。
毕竟雒阳本地人其实对于“谁代表大汉”不是很关心，天子脚下呆久了，都容易对皇权更替缺乏敬畏心。
觉得这玩意儿不神秘，谁来了都能干，有种“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的虚无主义心态。这种京油子心态，是外地人比不了的。
但是，因为李素一张一弛、文武并施的移民融合策略，初期矛盾压制住之后，很快好处就显现出来了——移民过来的人，对于刘备政权的忠诚度和认同感非常之高。
毕竟这些人都是在刘备仁政治理下生活了至少八年，还被刘备分了田，还享受了前些年益州的“工业化红利”。
甚至他们还有家人父母在成都老家、拿着刘备给的“移民父母减免税”甚至是“移民父母退休口粮津贴”。这些成都周边移民来的人，怎么可能不死忠于刘备政权。
诸葛亮还特地让本地人的分田乡村与外地移民的乡村错杂安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