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型税制，要到晚唐的两税法时期才成熟。而大汉目前的农业税制度，还停留在初唐的租庸调法、加个李素拼凑上去的“均输折税”，跟两税法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至于科举制度能不能从目前的“各郡自推举人、州级统考录取”，进一步扩大到“全国统考录取”，或者至少是先“南北东西分榜录取”，进一步提升地方上围标的难度，减少举人产生的利益输送，这更是未来大汉长治久安的重中之重。
但是，没个契机就随随便便重提深化变法，还是容易被朝臣反对、以及被重新成长起来的地方势力抵触。
毕竟，变法始终是触动人利益的，不管是钱还是官，都足以激起人铤而走险。
天下彻底和平、毫无民变，已经六年多了，很多人会渐渐失忆，忘掉朝廷的决心和力量。
刘备倒不是担心有人闹事后、军事上镇不住。就算真闹起来，大不了也就跟204年那波青兖反度田反移民的余孽一样，军事征服就好。毕竟中兴诸将都还在呢，刘备有绝对的刀把子在手。
不过，天下终究已经太平，就算压得下去，也会给统治留下一些履历污点，最好还是从头就别出现反抗。
这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在变法之前，先展示一下肌肉，对外展示。重新提醒一下已经过了六年淡忘期日子的地方世家豪强、朝廷的武力有多么恐怖。
然后，挟对外军事胜利之威，顺势强推进一步改革。
把战时体制的“事急从权”也充分用起来，而很多“事急从权”的临时措施，如果发现确实好用，仗打完之后也不会改回去了，直接把既定事实固化下来、变成长期制度，岂不美哉？
当然，对外军事打击和对内变法的相辅相成，还可以有另一种表现形式——
不光变法需要军事威望的加持，对外动兵之前，也可以以变法为诱饵，来逼迫朝臣和世家豪强二选一、“两害相权取其轻”。
类似于先放出风声“朝廷今年要实施xxx变法了”，看看地方反应，
如果反对激烈，那就顺水推舟表示“朝廷要实施xxx变法的目的，只是为了给北伐草原筹措资源，如果不用变法也能把北伐筹措的事儿搞定，那就先不变法了”，用这个诱饵，来诱使大家接受后一个条件。
这个思路，也是李素这几个月里想出来的，并且建议刘备，刘备听后也觉得很有道理。
而李素这一策略的来源，显然是学习了原本历史上、北魏孝文帝时期的鲜卑人南迁雒阳汉化改革。
中学历史课本上都教过，拓跋宏为了迁都雒阳，推行汉化改革，遭到的反对很多。所以他先不提迁都，只说要南征统一南朝，
从平城带兵南下之后，走到雒阳阴雨连绵道路不通，群臣将士都苦不堪言，劝他停止南征，他才顺水推舟表示“这次南下劳师动众，总要做成点事儿，不能南征那就迁都洛阳”。
这不就用好了“先造成一个既定事实”，然后逼着对手进一步退两步嘛，妥协的艺术大多如此。
无非到了刘备李素这儿，军事借口从南征变成了北伐，汉人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换了个角色。
……
三月二十一，五日一朝的大朝会上，刘备和李素率先演了第一场铺垫的戏码。
李素直接把后世唐朝两税法时的“履亩而税”之法的雏形思路，拿到了朝议上讨论。
建议朝廷开始考虑“趁着如今天下重定未久、人口稀疏、百姓耕者有其田，以及前些年度田检地的胜利成果，真正实现按实际土地占有纳粮，少田少纳粮、多田多纳粮”。
李素的这个建议，如同第二只靴子落地，让惴惴了一两个月的各方势力，瞬间被激起了千层浪。
很多人也不好说这个制度不对，毕竟从公平性和原则上来说，本来就该如此，李素占着理呢。
但反对方很多理由也很实际，主要是认为如今的技术条件，不可能这样征税，征收成本太高了，划不来，而且舞弊空间太大，容易导致税官愈发欺压弱者、摊派害民。
不如依然按照旧法的一刀切、不管每户人家事实上有没有一百汉亩田地，都按照一百汉亩的理论值作为三十税一的计税起征点。
朝议为这事儿讨论了一整天，最后什么结果也没得出，只是暂时阻止了李素的提议，
会上，也只有法正、刘巴二人知道要怎么演，扮演了一把力挺丞相的得罪人角色，反正他俩也习惯了。
此后五日，朝中暗流涌动，纷纷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