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说服中央收回成命,但红四军中开始产生分歧。一部分本来就主张分兵游击、不愿做根据地艰苦工作的干部借题发挥,认为毛泽东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要求毛泽东只管党务,不要管军事。这种分歧还因前委与军委的关系问题而进一步复杂化。
在朱毛会师以后,在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一直并存,军委置于前委领导之下,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行军途中,敌人围追堵截,山道崎岖险峻,形势复杂多变,为应付突发事变,红四军决定军委停止办公,将权力集中到前委,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到了1929年5月,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和党务、政务、军务、群众工作的展开,前委工作繁重,难以兼顾军委工作,遂决定军委恢复办公,并由新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任军委书记,并接替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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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从苏联来的年轻干部
刘安恭是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年轻干部,虽然具有指挥经验和军事才能,后来又在战争中英勇牺牲,但他在红四军中却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他生搬硬套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推行首长负责制,认为前委代替包办了军委的工作,党代表权力过大。在他的主持下,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这就限制了上级党委——前委的领导权,实质上是限制了党对红军的领导。
朱毛对刘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态度。朱德表示赞同,他认为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不是简单地分权问题,而是从根本危及党对红军的领导、关系到民主集中制和根据地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朱毛两人的对立态度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使红四军高层领导分歧公开化。
在这场争论中,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表现出鲜明的立场,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主张废止军委机构,由前委代行军委职权。他还将火力对准了亲自提拔过他的朱德。
1929年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会议讨论分歧意见。刘安恭与林彪成为两种对立意见的代表人物,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刘安恭等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他们还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攻击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很明显,刘安恭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毛泽东。
林彪等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现在红军只是一支四千多人的小部队,又处在频繁作战、游击动荡的环境之中,领导工作的中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林彪说,如果在前敌委员会之下、纵队委员会之上再插入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还是这些事,一层层议,一层层往下传,这实际上是一种只看外表不重结果的形式主义,这些形式主义者的要害在于试图成立军委,与党分权。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红四军移师福建上杭白沙,准备在6月8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
白沙会议召开前三小时,林彪派人飞马给毛泽东送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另外,林彪还用了“政客手段”、“卑污行为”、“阴谋”等语言,矛头直指朱德。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公开了林彪的信,一下子将林彪推向了风口浪尖,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林彪也不含糊,索性尖锐到底。他站起来发言,毫不隐讳地声明,自己这封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
刘安恭与林彪再次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发言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