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朱德、陈毅就很反感他，用聂荣臻的话讲，林彪“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从林彪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起，他偏狭古怪、猜忌疑心的脾气同历任团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难以共事。下井冈山时，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后因林彪不予理睬、抛下不管而惨遭敌人杀害。二十八团改称第一纵队后，党代表由谢唯俊继任。谢唯俊就是王明批判中央根据地所谓富农路线执行者“邓毛谢古”中的“谢”。林彪对谢唯俊也看不顺眼，经常跑到毛泽东那里告状，硬是把谢唯俊挤走了。
派谁给林彪当政委呢？毛泽东颇觉踌躇，他考虑，红四军政委除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工经验外，还要有宽广的胸怀，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以利于搞好和林彪的团结。挑来挑去，毛泽东看中了罗荣桓。
罗荣桓出任红四军政委后，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把军中政治工作、宣传教育、军事训练和后勤保卫等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连林彪也觉得无可挑剔。因此，林彪除了负责指挥打仗和钻研战术外，对部队日常工作索性不管了，一时间，林罗之间倒也相安无事。毛泽东得悉这些情况，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同志说：
“谁说林彪难缠？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对毛泽东的这番话，罗荣桓可不敢苟同。他心里明白。在某些私下场合，罗荣桓曾这样形容与林彪共事，“和林彪共事等于判无期徒刑”。罗荣桓60年代病逝后，毛泽东对此有所醒悟，他在悼诗中这样写道：
斥每闻欺大鸟，
昆鸡常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1930年夏，全国红军开始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作战规模和战斗力大幅度提高，根据地不断巩固地向外扩展。在这一大好形势面前，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不切实际地夸大国民党内部矛盾和工农红军的作战能力，提出了攻打大中城市、夺取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计划，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发现南昌工事坚固，敌人有重兵防守，决定改变计划，率领一军团到赣西开辟新的红色区域，避免了屯兵于坚城之下的后果。红三军团虽然乘虚攻克长沙，但是损失很大，几天后不得不退出城外。8月中旬，李立三严令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组织部队第二次攻打长沙。
9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包围长沙。当时国民党何键部队坚守不出，长沙外围地势平坦，还在数千米的开阔地带设置了三道电网，电网之后，星罗棋布、密密麻麻的尽是一座座掩体堡垒。红军缺少攻坚设备，连重机枪也只有一挺。朱德、彭德怀指挥几次硬攻，均因电网阻拦和优势火力封锁而告失败，急得直骂娘。毛泽东命令由四军担任主攻，把希望寄托在林彪身上。
林彪关在房子里琢磨了好久，急中生智，想出一条“火牛”计。他说，“前几次攻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缺少重武器，特别是无法突破敌人的电网，战士们一碰到这玩艺就倒。人怕电网牛不一定怕。战国时齐国大将田单为破敌阵，曾把水牛集中到一起，在犄角上捆上刀子，在尾巴上绑上油棉，一点火，牛就负痛地向前奔，在敌军阵营横冲直闯，齐国将士尾随其后，结果大获全胜，我们也可以仿效古人。”
大家一听，觉得有理。于是，部队分途征集黄牛和水牛。土豪的牛，没收征用，农民的牛，花钱收购。很快征购到了一千多头牛。
第17节：火牛阵攻城战
9月10日晚8时，攻城司令林彪、罗荣桓指挥部队向长沙东南郊二里牌、乌梅岭、黄土岭发起总攻，同时动用火牛阵。
“点火”。林彪一声令下，战士把牛尾上的油棉点燃，一千多头牛受到剧痛，发疯地向敌阵冲去，蹄声敲得地面发震，“哞”的叫声在夜幕下显得格外恐怖，数百名敌军在惊慌失措中被牛踩死。火牛阵初显神效，可是没持续多久，油棉烧完，疼痛减轻，电网后敌人一放枪，这些牛又哗啦啦掉转头往回跑，搞得战士东躲西藏。敌人一个反冲锋，涌到前沿指挥所跟前，离林彪、罗荣桓只剩几十米。形势危急，罗荣桓挥舞双拳喊道，“全体人员拿起武器，把敌人压下去”，指挥所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迅速迎敌，贴身肉搏。三纵队司令员肖克一见不妙，二说不说，拔出大刀，大吼一声，“跟我来”，带领部队从侧面横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