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由于经喜峰口、冷口入关的部队已被蒋军察觉，夜行晓宿已失去意义，林彪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命令各纵队日夜兼程，由沈阳近郊出发的三个纵队及特种兵部队主力也取捷径由山海关向冀中猛进。
1949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所有参战部队。林彪担任总前委书记。平津前线司令部进驻通县宋庄的温家楼。
八十万人之众的东北野战军突抵华北和林彪等人在通县露面，使蒋介石大吃一惊，更是出乎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意料之外。
辽沈战役硝烟未散，老谋深算的傅作义就已估计东野将要入关。但他认为大战刚刚结束，东北共军至少需要三个月休整才能开拔，同时由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关系，南逃、西遁还是死守，他还一时下不了决心。傅作义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权宜之计，将他所辖的六十万部队集中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塘沽等地，组成长约一千二百公里的防线。
“好一个‘一字长蛇阵’！”林彪不无讥讽地说。
“这怎么能做到如兵法上所说的，‘臂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腰则首尾相应’，立于不败之地呢？”聂荣臻、罗荣桓也有同感。
林彪、聂荣臻、罗荣桓三个人是老熟人和老战友、老搭档了，他们相互熟谙对方的性情、习惯与风格，相处在一起，的确如心使臂、转折自如。由此可以窥见毛泽东驾驭将领的玄妙高超和良苦用心。由于在东北几年间与罗荣桓多次发生争论和分歧，在平津前线总司令部，林彪转而与他在红一军团的老政委聂荣臻十分亲热。
12月11日，在距北平三百多公里的西柏坡一家农舍里，毛泽东拟就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提出应趁傅作义判断我军会首攻北平的失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对平、津之敌隔而不围，对张家口、新保安之敌围而不打，以便隐蔽地展开战役意图。同时，毛泽东还指示华东和中原两野战军，在两个星期内，不作淮海战场最后歼敌之部署，使蒋介石难下从海上撤退平津之敌的决心，又命令山东部队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在胶济线事先做好准备，防止敌人可能从青岛方向逃跑。
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的威望和权威如日中天，不可仰视；他的军事指挥艺术也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对此，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其他指挥员一样，无不敬佩和仰慕，有一种“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急乎走，则回也瞠乎其后”的虔诚。对毛泽东的这一战役方针，林彪吸取在辽沈战役上的教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第59节：发现自己中了计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林彪为首的总前委决定以迅速奔袭的行动，大胆插入北平、天津及其外围各点之间和侧后，完成对敌人的分割和包围，并以主力指向天津、塘沽、唐山地区。
从12月12日至24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展开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攻势和穿插动作。首先，三纵、五纵、十一纵于17日包围北平，一纵、六纵、十纵和华北七纵切断了平、津之间的联系，二纵、七纵、八纵、九纵、十二纵共五个纵队及特种兵主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其次，华北十九兵团攻占新保安，消灭了傅作义的摩托化“王牌军”三十五军，华北二十兵团和东北四纵攻克张家口，把傅作义的十一兵团聚歼于风雪荒野之中。待到平、津两地只剩下“一片孤城万仞山”时，傅作义才从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中了计。
新保安、张家口之战切断了傅作义西逃之路，但增大了敌人从天津方向海上东逃的可能性。林彪决定派刘亚楼再率五个军二十二个师，从速攻占天津。
天津，昔日的繁华之都，这时候，已完全变成了一口巨大的城市棺材。一道护城河，一道电网，一条绕城而筑、长达四十二公里的碉堡工事防御线和市内几千个明碉暗堡，已把天津变得水泼不进、鸟飞不进。敌守城部队十三万人在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指挥下准备死守。
1949年1月6日，林彪、罗荣桓签署了战前致陈长捷的一封信：
陈长捷司令阁下：
为着不使天津的工商业遭毁及和平居民不遭受战争的灾害，我盼望你们仿效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器。如果你们能这样做到，使天津未遭到战争破坏，那么，你们就对国家对人民立了一功。
……我希望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