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房间，而我们有５名男队员，３名女队员。每个房间只有四张床，结果我被不幸地分到了女孩房间去，而且是教练指定的。
和女孩子住一屋？这多难为情啊，队员们该会取笑我了，但教练的安排就是命令。于是，我像犯人似的，低着头、踮着脚轻轻进了女队员房间。还好，天气很热，大家都用蚊帐，谁也看不见谁；而且教练规定，队员睡觉时一律不许关门，他会随时检查。我一钻进蚊帐里，就一动不动地躺下，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但很快就睡着了。
就这样，我在女生寝室里挨了一夜。很庆幸，结果没有人发现我，事后也没人笑话我。
到了漳州后，我把这个福地好好地游览了一圈，可惜没为自己带来好运。
“幼芽杯”不允许专业队员参加，在省队集训的我，虽然摸到了专业队的门槛但还是业余选手。因此，被列为夺标热门人选。而且，与众多业余体校的孩子相比，我确实有太多值得骄傲的理由：我能跳１０米台的１０３动作，这个动作到现在还是奥运会规定动作，他们则只会跳５米台，只会简单的入水。
但到了正式比赛中，我才发现自己的那点儿功底是多么微不足道。身体完全不受大脑控制指挥，动作完全变形走样，而且我关心的不是比赛胜负，而是在练习时不能让别人插我的队！
结果，跳板比赛，我第三轮便被淘汰下来。而跳台比赛（当时只跳５米台），我排在前８名之外，可是我在重庆体校的队友竟然跳了个第６。重庆队的教练冲到我面前大吼：“哼！你还在省队练过呢，什么臭水平啊，吹的吧！”
这句话，让我难过了半天。
更郁闷的是，由于省队本次只考虑比赛前８名的选手，我就这样再次与省队擦肩而过。
应该说，这场比赛也差点葬送了我的跳水生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正值四川跳水最强盛的时候。“跳水皇后”高敏一辈的四川健儿在国际上争金夺银，其后备力量也人才济济。这种情况下，本来就没有太多优势的我，在跳水事业上亮起了红灯。
在业余组阶段，跳水比赛特别强调选手的基本功，动作虽然简单，但要体现出动作的美感和规范。我的特点是翻腾有力，水花效果好，但动作漂亮不是我的特长。这就注定了，我不会得高分，不会在业余比赛中脱颖而出，不符合“有发展前途”之类的评价，省队的大门不会为我开启。
１９８９年，我像点球一样被踢回了重庆业余体校，回到了起点。
漳州，今夜请将我遗忘。
我伤感地对这个城市说拜拜，在夜色中潜回重庆，回到我的家。
在白眼的注视下（1）
在黑暗中摸索着上板台，再一个个纵身跃下……在与国家队同时训练而受到来的白眼，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世态炎凉、无地自容。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在家结束了一个月的假期之后，我们再次开始了训练，不过这次，训练地点改在了北京。这也是短时间内，我们换的第三个训练场地。
火车将我们甩到北京站，然后的士又将我们拉到当时的国家体委，如今的体育总局附近一个破旧的地方，昏黄的灯光下印着四个大字－－惠龙旅馆。
这是我们抵达北京后的第一个驿站。除了能记起早饭油饼的味道还不错外，这个又贵又吃不饱饭的地方，实在没能给我留下任何印象。
不久，我们搬到了北京队四块玉训练基地的平房里。别看附近胡同深深，但却是人才辈出，聂卫平的围棋道场就驻扎在这里。陕西队在这里租了三间房，张练夫妇一间，４名男队员一间，３名女队员一间。
四块玉，成了我们“张家军”的根据地，而张练夫妇，也是“革命工作一肩挑”，身兼教练、厨师、保姆等多项职务。
最先需要解决的是交通工具。从驻地到体育总局后面的跳水馆，走路需１５分钟，而骑车则只要５分钟。对我们来说，１０分钟非常可贵。
张练他们到附近的旧车市场买了旧自行车，大约１００块左右。但对于每周生活费只有５块钱的我来说（当时我们名义上虽然有工资了，但没有及时兑现，每周从张练那里领５块钱生活费），二手自行车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于是，我跑到隔壁修理工叔叔家里，问他是否能给我弄到便宜的自行车。
两天后，他居然弄来一辆锈迹斑斑的２６自行车，要价２０元。真奇怪，他从哪里找来的这辆破车，只有车的轮。一个主架、一根链条和两个轱辘，当场根本没法骑。但这个价格很有诱惑力，于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