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冠军余卓成比孙淑伟大一岁，也特富有。南宁小吃特别多，总有小贩沿街叫卖，他基本上都会买回来，比如红薯片之类的东西，象征性地给大家尝过之后就放在上铺，自己慢慢吃。我们没钱，买不起零食，又特别眼馋。只好趁他们串门的时候偷来品尝，真是巧了，我们好几次刚摸向上铺的食品袋，他就会突然进屋来，看到我们吃惊而紧张的表情，他就明白了。顶多吓唬我们几句，就大方地拿出零食，和我们共享。
不过有时候，他拿我们开心、找乐，大喊着：“到底是哪个在偷吃我的红薯片啊？！”看到我们不好意思地抓耳挠腮、互相傻笑的样子，他特开心。
快乐的小跑腿（1）
进了国家队，我用近乎玩命的态度来对待训练。为大家提供服务，尤其是为孙淑伟和伏明霞“跑腿“，成了我最快乐的时候。
１９９３年全运会后，我们回到了北京，开始了新一轮的大冬训。这时的我，也结束了“临时工”身份，成为国家队的一员。不过，我暂时离开了张练，投在国家队副总教练吴国村门下。
吴教练手下拥有最顶尖的男队高手，如孙淑伟、熊倪、兰卫、余卓成、王天凌等大批超一流选手。而女队主力，包括伏明霞、池斌、郭晶晶、熊敏等，都是另外一位副总教练于芬的弟子。
如果说中国跳水是梦之队的话，那这两个组，就是梦幻阵容中金字塔尖。他们全都是征战奥运会等大赛的主力班底。
可以想像，此前没有获得过一项冠军头衔的我，能置身于这样的冠军群体，该是何等的幸运。
不过幸运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深切的孤独感。在没有教练张挺的这段日子里，我就像没了“主心骨”，极其渴望认同感。
每天，我都用近乎玩命的态度来对待训练。而在训练之余，我也希望能为大家多做点什么。
在吴国村组，我和女队员谭舒萍最小。当时，国家队每周都要评出先进集体、先进宿舍，每个组都要评出先进个人。在这方面，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在宿舍墙上，贴着一张奖罚计算表，有好多个项目，如陆地运动和强度最大，加５０分；｜奇^_^书…_…网｜水上运动和强度最大，加多少分；早操、训练全勤、按时完成训练日记、个人卫生等等。
我们组的先进个人，不用争，基本上都是我。在南宁集训时，先进个人的奖励是肥皂、洗衣粉；到北京后，奖品升级了，变成了一双李宁牌袜子。
这种奖励对那些大腕队员来说，也许是不值一提，但对我来说却弥足珍贵。因为这是为数不多的出风头的机会，每周得奖后，我都会在宿舍里得意地轻轻嗓子，又不好意思太声张，打来温水，洗脚，擦干，然后换上“战利品”新袜子。
进行这一活动的时候，我的动作都会很慢，也很专注，一丝不苟，好像完成某种神圣的仪式。
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仪式，一种得到认可，又能鞭策自己前进的仪式。
那时候，袜子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和当年那个李宁书包，是等同的。
敏感而脆弱的少年心啊。
当然，为大家提供服务，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我和孙淑伟、王天凌一个房间。孙淑伟由于是奥运会冠军，住的是单人床，我和王住的是上下铺。有段时间，王住院治疗腰伤去了，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和孙淑伟两个人住。
这时的孙淑伟已褪去了身上神奇的光环，但话依然不多，偶尔也给我讲讲他的辉煌过去，但这种机会不多。的确，对１７岁的他与１４岁的我而言，两者之间的距离绝不止三岁这么简单。这其中有一个巨大的代沟，是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的代沟，是成熟的人与心志发育未完成人的代沟，是经验丰富的老将与少不经事的新人之间的代沟，这个代沟，需要众多国际比赛、成功和失意来添平。
更何况，他本不是一个善于交流、善于主动表达的人。
但我最喜欢的事情是为孙淑伟买东西，充当“跑腿”的角色。我们住在二楼，小卖部在一楼。每天训练累了，人都不愿意动了，而我岁数小、精力旺盛，他会打发我去买小吃。我总是乐呵呵地去完成任务，因为每次帮他买东西，我都“有份”和他一起享用。
最快乐的时候当然是为孙淑伟煮方便面。每到周末，作为奥运会冠军，他有很多活动，出去见朋友。我不可能有什么社会活动，正好负责为他买、煮方便面，然后顺便“享用”他的音响、电视和游戏机等。
对不住孙淑伟的是，当年很多的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