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难于回原单位工作了。对此，黄克诚深感歉疚。
当时，黄克诚正奉命调离湖南，行前匆匆，没有顾得上向陈钧当面赔礼道歉。
三十多年后，在提到此事时，黄克诚曾经自责说：陈钧不能回原单位工作，完全由于我们失于慎重，行动轻率的过失。我是书记，首先负这责任，理当面见陈钧，认错、道歉。此事未办，心中很是不安。到北京后，我曾就此事向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说及：过失在我，希望中组部在给陈钧分配工作时，照正常调动处理，将弄错了的所谓贪污问题，不存档案，不留痕迹，以免影响到他的将来。
黄克诚就是这样一个勇于自责的人，一个善于改过的人！1952年8 月。
北上的列车上。
黄克诚坐在车窗边，透过车窗，黄克诚看到铁道两旁的田野里，正翻滚着喜人的麦浪。他那饱经沧桑的脸上，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嘴里喃喃地自言自语道：“真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啊！”
此次北上，乃是黄克诚奉中央调令，离湘赴京工作。三年前，黄克诚回到湖南，回到自己的家乡，从国民党统治者的手中，接过了这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三年之中，黄克诚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地工作，稳定物价、湘西剿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工业建设等等一系列繁重的任务，都在黄克诚的努力下顺利地完成了。
三年里，湖南的生产事业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统计资料表明：湖南省工农业总产值1950年为二十三亿多元（按现行人民币算），1951年即达到二十七亿多元，一年就约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农村的大宗经济作物，如棉花，1950年为一万一千吨，1951年增加到三万吨，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八点八，农业的增产，搞活了农村，也搞好了城市。
黄克诚在湘三年，把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变成了百业俱兴的新局面。
当中央调黄克诚回京工作时，他很有点恋恋不舍。黄克诚到京之后，于10月奉令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兼政委。
黄克诚先到总后工作。
那是一个铺开不久的大摊子。除抗美援朝的战勤工作仍需继续进行外，已面对着统一全军后勤的重担。每天都有许许多多急待解决的问题潮涌而来，应接不暇。
原来的总后负责人是杨立三同志，他那时最繁重的任务就是战勤。抗美援朝虽有整个东北地区的支援，总后的任务仍极繁重。
黄克诚到总后时，朝鲜战争已近尾声，但全面组织建设全军后勤工作的任务己迫在眉睫。黄克诚看到工作那么忙乱，就和杨立三及其他领导成员研究，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会上，黄克诚声音洪亮他说：“我一向认为，领导任何工作，都必须掌握主动，决不能被工作推着走，搞成被动应付的局面。无论事情有多么杂乱、困难，我们都要把局面迅速打开，我们应当有这个自信。”随后，黄克诚就以他那一贯的作风，雷厉风行地展开了总后工作。
在具体工作中，总后有一道难题，就是修建营房的问题。
全国战争结束时，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借住了许多民房，时间长了，群众有意见，军队也不方便。
建设营房成为急务，而实际上却进展缓慢，麻烦甚多。当时，我们正学习先进经验，一切建筑都要先做设计，批准预算后才能动。在当时，设计是个新事物，得请工程技术人员来做，又没有一定标准，这就差异甚大，不好平衡。预算要列举大大小小各项建筑材料、设备、工价等等，很难审查。审查没有力量，不审又是失职；不批下面要骂，批了大家又吵不公平，本来好办的事，弄得非常难办，下面不满，上面头痛。
黄克诚在了解了情况后，认为：建设营房和农村建设民房，并无很大区别，没有很特殊的技术要求。农民盖房都是自己动手，请个有经验的师傅指导就行，我军战士多是农民出身，又是年轻力壮，又有组织领导，条件优越，何不自力更生？
于是，黄克诚提出了“包干”的办法，得到军委同意就实行下去。包干的办法是按不同情况，规定营房每平方米造价，提倡自烧砖瓦、自出人工。
造价包干后，超过不补，节余归己。
这样一办，问题就简单了。部队自力更生造营房的积极性很高，盖得又快又好又节省。军队住迸营房，退还民房，群众也感到高兴和方便多了。
黄克诚在总后工作了没有几个月，大约在1952年12月，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