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不通,就骑毛驴。
此时,《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
《五。一六通知》是在1966年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通知》中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次会议,还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加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头上,并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文化革命”开始了。
山西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文件。
高平县委王副书记对黄克诚说:“黄老,我思想不通啊!这些都算错误,我们天天犯错误,不知有多少错误呢!”
对此,黄克诚难以回答,只有沉默。
这时,还没有揪斗黄克诚,也没有批他的大字报。
黄克诚以为,他和彭德怀的问题已经受过长期审查,这次可能不再追究了。
后来,黄克诚到离石、中阳、临县、方山等县去检查农业工作。这次往返个把月,回到太原已是7 月份了,已经满街都是大字报了。
黄克诚不便再去外地检查工作,就天天去看大字报。
有时,黄克诚与同院的刘副省长下棋消遣,也不议论什么,因为实在弄不清楚。
国庆节开会时,省委通知黄克诚不要去参加了。
周围的气氛显得越来越令人不安。
看来凶多吉少,黄克诚有种预感。
黄克诚虽然经历过无数次运动、斗争,但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摸不着头脑,对它会怎么发展,心中完全无底。就这样,过了1966年。
1967年1 月。刚过新年的一天。
太原。省委大院。
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三十多人,气势汹汹地闯进了黄克诚宿舍。
“走,快跟我们走!”他们对黄克诚又推又嚷。
“你们要干什么?”黄克诚喝问,一脸正气。
“于什么?就是要你黄克诚跟我们走!”
“为什么?”
“你自己难道不明白?”
黄克诚见事已至此,便说:“那得通知我的秘书,报告省委、省政府一下。”
黄克诚抓起电话机要打电话。他们动手阻拦,不许黄克诚打。
黄克诚故意发脾气,把电话机重重地摔到地上,又大喊大叫:“你们为什么不讲理?”
这一吵闹,吸引了大院里许多人来看热闹。
黄克诚想:有这么多人看见,就不会没有人知道我的去向了。再和他们争吵也没有什么作用。
于是,黄克诚回头对这些学生说:“我可以跟你们走了。”黄克诚在太原被关了一天,第二天就被押上火车。车行一夜,便到了北京。
黄克诚陷入了沉思。他想,在山西总计呆了一年多一点就又回来了。可笑当初还打算在山西长久住下去呢?想到这里,黄克诚不免大发感慨。
大街上尽是花花绿绿红红白白的大字报,到处是“打倒”、“火烧”、“炮轰”等字眼。
黄克诚先被带到了地质学院。有不少学生监视他。黄克诚便和他们聊天,试图了解情况。
有个学生说:“薄一波也给我们抓来了,是我们抓的。”黄克诚本想通过闲谈,劝他们清醒一些。但是,他们正陶醉于这种“革命”行动中,自然不听黄克诚这个“大黑帮”的话。又过了一天。黄克诚听到他们议论,说是上面不肯收容他。这一下,抓他的人似乎伤了一阵脑筋。
后来,终于得到了北京卫戍区对黄克诚实行“监护”的决定。于是,黄克诚又被送到一个简陋的营房里,改由北京卫戍区“监护”了。
当时,黄克诚不知身在何处。直到有一次从一张买东西的发票上,看到五棵松某店字样,才知道是在五棵松附近。此后,黄克诚常常和看守他的人吵架。他们对他有侮辱行为时,黄克诚就反击。
黄克诚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苦吃,但他打不过也打,不甘蒙冤受辱。
这么一来,他们反而感到为难了。他们心里嘀咕:这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