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皮，只剩下白森森的树干了。看到敌占区人民的灾难，我心里感到十分难过，便对刘政委说：“老刘，你看树皮都叫人吃光了，老百姓的日子怎样过的啊！”
刘政委深深地嘘了口气，说：“是呀！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太狠毒了。罗政委要我们发动群众，我看首先必须从改善人民生活做起。”
我们边谈边走，很快到了1营驻地。这里原是孙鹤龄的指挥部，也是全镇修得最坚固的一座堡垒。战士们喊着号子，抡镐抬筐，带着胜利的微笑，正在拆毁工事。
我们找到了营长钟本才和教导员王六生同志。钟营长是我们团里的一员猛将，一见面，他就向我们提出：“团长，孙鹤龄这个狗窝不等天黑就可拆平。敌人什么时候来呀？”
我们故意没有理会他，走进房子。我问王教导员：“部队对拆毁工事，准备撤出白彦，有没有思想障碍？”
王六生同志说：“有一些同志说，上级左讲白彦位置重要，右讲我们拿下白彦对敌人威胁很大，如今白彦打下来了，为什么不利用敌人留下的工事坚守呢？”
刘政委笑了笑说：“你们干部思想上是不是搞通了？”
王教导员只是向钟营长看了一眼，没有直接回答。刘政委接着又说：“首先干部要搞通思想，领会罗政委的指挥意图，然后才能向战士们进行工作。我们八路军打仗向来讲战术，不能圈在笼子里挨敌人的打。给同志们讲清楚，今天拆毁工事撤出白彦就是为了明日顺顺当当再进白彦。”
我盯着钟营长，故意问了一句：“老钟，你说对不对？”
他连忙说：“对！对！听上级指示没错。”
从各营回来，接到师部送来的情报：我们解放白彦后，附近的城前、城后、梁丘等据点的日军都紧闭寨门，按兵不动。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尚未拼凑好兵力，同时也未摸清我们在抱犊崮山区的实力，近几日内还不致向白彦进犯。
从这天起，部队开始了紧张的训练。每天除一部分同志继续拆毁敌人的工事外，大部分同志在镇郊进行实地战斗演习。操练一结束，干部战士纷纷帮助老乡扫院、挑水、送粪，做各种庄稼活儿，和老乡们拉家常，宣传抗日救亡道理。
我军的行动影响了白彦的居民，他们由开始的怀疑、冷淡转变为信任、热情。不几天的功夫，白彦镇的面貌全变了，周围的碉堡、鹿砦、铁丝网，在老乡们的协助下，变成了一片片废墟，街上行人增多了，商店也都开门营业了，原来的镇公所门前，挂上“白彦抗日民主政府”的牌子，街上到处张贴着“军民齐心协力，赶走日本强盗”的红绿标语：街头巷尾到处可见部队的宣传员向群众讲解我党我军的政策。沉睡的白彦镇苏醒了，到处呈现一片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是一个山区初春罕见的好天气。晌午，我准备去检查1营的战斗演习，刚出门，便碰到了房东老大爷。自从团部驻进他家，他成天闷着头，一共和我们说了不到十句话。我们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大道理，他也是不吭不哼，像有满腹心事似的。今天，他一见我，竟出乎意料地用怯生生的口气喊了一声：“同……同志！”我站住脚，迎着他的笑脸，叫了声：“老大爷！”他指着肩上的口袋说：“这粮食，是你们发给我的。”
我帮着他把粮食搬进屋里去，扶着他坐下，说：“老大爷，这粮食本来都是自己的，孙鹤龄从你们手里抢了去，才逼得你们吃树皮、草根。现在我们把它还给你们。”他目不转睛地瞅着我，好像在极力理解我的话的意思，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他才抓着我的手，颤抖着声音说：“同志，这些天来，我全看在眼里啦！你们真是好队伍啊！不向我们要粮，还给我们发粮食，你说，自古以来哪有这事啊！”突然，他站起身来，咬着牙说：“我们上了当啊！这些丧尽天良的汉奸。我儿子给他们骗得躲起来了，我去把他叫回来！”
两天后，不但房东的儿子回来了，而且全镇被骗出走的青年人，也大多回来了。小镇一天比一天活跃起来，十字街口新搭的戏台前，听讲演、看演剧的群众越来越多；出入政府的人们川流不息。年轻人很快和八路军战士交上了朋友。随着工作一天一天的深入，一个星期以后，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都相继组织起来了。紧接着抗日政府在群众中进行了动员，告诉人们：敌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白彦的，要争取彻底解放，就必须配合八路军把敌人打败。
党的政策一旦在群众中生了根，便产生了巨大的威力。老乡们立刻行动起来，战备工作做得非常迅速、充分。他们按政府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