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平与四平以南地区的作战中，我军3个作战方案和设想虽然没有全部实现，但还是迟滞了敌人，使敌人“4月4日占四平，4月8日占长春”的如意算盘破产，这是防御作战的一个收获。此次作战，我军抗击了国民党军10个整师，守卫四平32天，歼敌万多人，消耗了敌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为后方根据地建设赢得了时间，防御作战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万毅：《回忆四平四次作战》）
回忆起四平保卫战来，我始终认为它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是正确的。当时提出的“变四平为马德里”的口号，大大鼓舞了军民的士气，起了积极的作用。虽然这并不是什么战略口号，但这个口号和四平保卫战本身一样，多少年后，仍使人记忆犹新。
（左叶：《回忆一战四平和四平保卫战》）
在这次战役中，我守备部队虽然多数是在东北新组建的部队，但在防御中英勇顽强，使完全美式装备的敌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提高了我军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声望，延缓了敌军北犯的进程，使哈尔滨以北的我北满根据地，有较多的时间去巩固，使敌军占领长春后不敢继续北犯，也使我方在对敌谈判中，处在更加有利的地位。这些都是四平保卫战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贡献。
（刘瑞森——当时的中共四平市委书记兼四平卫戍司令部政委：《四平保卫战前前后后》）
至于后来人对这一战役的研究，见诸各种报刊、文章中的观点就更多了。
这些不同的看法肯定都有自己的道理和根据。但他们之所以产生不同的认识，主要在于他们各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观察这场战争的。或许这些看似不同的观点实际上具有互补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但要在这些不同意见中寻求一个共同点，根本的办法是要离开各个角度去站在一个制高点。
这个制高点在哪里呢？
这应该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观察这一事物的那个点。
毛泽东明确表示：“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定的。”这当然是无可置疑的。但毛泽东的决定又受到中央领导各种意见的影响和各种情况反馈的制约。
在四平保卫战前后，中央作出了一系列指示；四平保卫战结束第二天，5月19日，中央又致电林彪并告彭真：“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人10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这是中央对四平保卫战的一个总结性的定性的评价。
从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四平保卫战不是领导层对和平抱有幻想的反映。
当时在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文里，经常出现类似“国内和平有希望”、“最后一战”的说法。有的文章认为这是对和战问题思想糊涂，似乎打四平保卫战是不想作长期斗争，而对和平抱有盲目性的反映。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
事实上，当时的一些电文对于“和平”这个字眼的使用，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含义，有时指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和平建国方针；有时又特指同国民党的停战谈判和停战协定的签订，在提“最后一战”时，一般都是指停战协订的签定。应该说，无论是党中央还是高级领导层，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对和平抱有百分之百的诚意，但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蒋介石不会向我们施舍和平，完全要靠我们的实力和斗争。
一方面，要在停战谈判中取得有利地位，必须靠军事作战的有利态势；另一方面，停战协定的真正实施，仍然要靠我们的军事实力。
四平保卫战正是蒋介石不承认我党在东北的任何地位的情况下，我党看透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打一两个胜仗来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而产生的。
第二，四平保卫战不是因为过多地看重了一城一地的得失的产物。
尽管军事学家历史学家给这次作战起了个四平保卫战的名字，并定性为城市防御战，但通观当时历史文献，不难看出，这次作战的根本意图并不在于守住四平，而是通过打一两个胜仗来确定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地位。要打仗总是要有阵地，即使运动战也总是要有阵地，是城镇也好，是山头也好。只不过因为当时敌我态势造成了这个阵地选在了四平及其周围地域。四平保卫战实际上是以四平为阵地保卫东北的一场战略性作战。
我们不否认当时的作战命令上使用了“死守四平”、“化四平为马德里”等提法，这当然也可以作为作战目的来理解，因为如果四平能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