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出的执政风格，进行逻辑上的有理推断，将政治统治的手段阐述出天赋天理来，大有替天行道的正义味道，真的要佩服这史上第一个皇上，果然不愧千古一帝的评价。
接下来的，是远比帝号礼仪之类更为至关重要的政权统治方式。在御前的听证会上，以丞相为首的群臣，均主张派遣皇帝的子弟，担任王侯，继续前朝的分封制度。但这样的承袭，其实并不利于六王伏辜之后大一统国家的局面。从本土后来的历史可以证明，要想建立中央集权，保障天子的权力效力能够得以充分表达，不选择分封，该是明智的。虽然历史不可以假设，但历史的确可以提供一些现世的证明。以血缘继统为基础的分封世袭，十分容易从地缘培育另立中央的活思想，虽然从理论上，大家都是同祖同宗的一家人，属于一棵树上长出的树林，但在政治权力的追逐上，渐行渐远的亲情，并不影响异己念头的丛生。
而抛弃血缘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从根本上保证了血缘的惟一性，地方官员的派遣制度，直接根除了世袭导致的权力在地缘方面的分解游离，是天子可以直接控制的爪牙，由此的确可以达到后世所谓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收放自如的全盘局面，天子也才真正可以致驭万民。而汉代为了集权，调控分封于诸侯子弟手里的地缘政治权力，实在宛如与虎谋皮，诸侯为乱，国家动荡，需要付出的成本，果然十分巨大，足以从后来的反面，证明分封的利害。
其实，只要能够琢磨到皇帝对权力控制的热烈执著，便不难揣摩到两种制度彼此性价比的高下。但是这种理论上的不难，现实中却需要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判断，你要能够体味到权力和血缘子弟之间，皇帝的真正取舍。所以当此时也，敢于发表不同政见的李斯，整个秦朝，只有一个。他说：
周文王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传说周武王伐纣灭殷之后，子弟功臣，亲疏远近，分封了八百多个诸侯国家，这些取得地域控制权力的大小长官们，盛衰消长，强者坐大，弱者消亡，领土方面的欲望，远甚于所谓的亲情，利益面前，很容易成为冤家仇雠。而缺乏地域控制力的周天子，凭借没有丝毫统治力量的道德规范，不但失于控制，最终还难逃被吞并的下场。
在建立起大一统的国家之后，传统意义上的分封，其实几乎就是诸侯的地方自治，对天子代表的中央，可以有不听招呼的弹性权限；制约他们的，似乎只有在政治领域并没有什么约束力的道德自觉。因此，在这场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中，分封与郡县的政策面倾斜，明眼人都是豁然的。
而郡县制度，当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与分封早就交错存在的。国家目前面临的，倒未必是创立一个完全新鲜的什么东东，而只是在新的国家版图上，究竟哪个需要从制度角度得到明确的肯定，覆盖面积更为广大的问题。
其实，所谓制度，只是利弊权衡之后的选择，选择者在意的，无非是于他而言正面负面效果的均衡，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制度本身，实在无所谓对错正误。
李斯的理由具有说服力的地方，是在提出了赏赐子弟功臣的善后解决办法之后，强调郡县制度不但在建立新王朝改天换地之际，十分方便更新变易，而且尤其是保障天下安宁的必须手段。这一点实在击中了皇帝心中的要害，不愧日后成为总干事的睿智，几几乎是领袖身边的文胆了。
于是，该建议当然遭到了皇帝的强烈认同，在一番侯王正是天下苦斗不休根源所在的声讨下，天下初定再行立国，便是自树刀兵，成为放弃分封为主体制度的绝对理由，于是，郡县制成为秦王朝的不二之选。这也许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境界，在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广袤疆域里，划分出三十六郡，以中央派遣的守、尉、监分职管理。这样的制度选择，并没有因为秦祚的短促而丧失使用价值，甚至在不久后来的七国之乱教训下，郡县制所代表的由中央任免官僚的地方行政制度，几乎得到了所有后来王朝的认同，所谓百代都行秦政事，尽管个中层级名称多有变化，但作为与血缘分封相对立的国家行政制度，穿越千年，成为民主体制登陆之前的首选。
龙年·on the road（1）
郡县确定后，又将百姓的称谓，也定义为黔首，字面意义即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