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亲随的列传里，这样的好言语，居然没有丝毫的影响，省略得一片干净，实在令人不解。或许马迁大哥的意思是，大凡读这段史，总不能不去读《项羽本纪》，读了自然其他可以从略。这道理固然没什么错，只是断绝了从心所欲乱翻书的机会，假如有人正巧只读了樊亲随，之后便没了兴致，或者就不待见那楚霸王，偏不去读本纪，岂不使精彩错身而过，令樊亲随的形象，凭空削去一截血肉？
诚然，鸿门宴会，被后人以为破绽多多，不足为信史，甚至有人写楚汉相争，只字不提本事，据说是因为窥破该事好奇夸大，仿佛文学。不过，历史从来就是人写的，在历史的外壳上套上文学，或者相反，都未必不是历史的一种写法。没有破绽的，未必就是本来的历史；有破绽的，或许正是历史的本身。新历史主义者就认为，历史与文学，没有根本的区别，只在谁写，怎么写。还有人说，历史的一项功用，乃在于提醒世人，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能够不可思议到何种程度（＇美＇史景迁《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我想，这种能够不可思议到的程度，文学亦未必足以表现得清楚呢。所以有前贤说，艺术其实比历史更真实。
当然，有了《项羽本纪》里精彩到被人怀疑为非史，并不等于说在樊亲随的列传里就没有破绽。哦，此处所谓的破绽，倒不是信史与否的原则，而是相关事实的遗漏，这遗漏的严重，又远甚于鸿门精彩里凭空削去的那些骨肉。
正在鸿门宴会之前，沛公刘三儿引兵至咸阳，秦王子婴出降，沛公进了秦宫，见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不可胜数，肚皮里贪财好色的本能立刻活跃起来，便打算逗留下来，细细作用，从容享受。
按说富贵就是要享受，只是这享受有时辰火候的拿捏不同，因此导致究竟是大王还是皇帝的差异。于是有明眼人出来劝谏，终于使刘三儿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封存了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之后召集父老豪杰，约法三章，令百姓欢喜爱戴，惟恐他不做自己的父母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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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屠之阙如（3）
该说重宝财物美人满前，能够不顾而去，显示了刀枪不入百毒不侵的金刚精神，的确是定力十足的表现，刘三儿不愧汉高祖；不过这定力，终究是谋臣的规劝谋划之下，方才焕发出来的，所以那明眼人的劝谏，果然是大是大非的判断，一如后人的评价：基帝王之业，息奸雄之心者，独借此耳。
如此的丰功伟绩，该明眼人自然当是谋臣之流——也的确有，譬如留侯张良——但又不仅是谋臣，也还有赳赳武夫如樊亲随者。
留侯的说辞正在他的世家里：
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
原来樊亲随的劝谏，乃在留侯之前，但在世家里，只有简单的一句：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而在沛公自己的本纪里，也只有“樊哙、张良谏”含混的一个带过。本纪里含混，姑且可以理解是为尊者讳的详略得当；留侯世家本是留侯做传主，详留侯略他人自是当然；可是在樊亲随的列传里，本主那被留侯夸奖为“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的忠言，居然只字未提，甚至此一大事件，连个语在某某的机会都不给，实在令人看不明白。
当然，如果樊亲随的忠言过于逆耳过于毒药，或许也有删削不录的必要。好在后人的集解中，提到的“一本”里，果然具有这段劝谏，可以擘来校正视听：
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将欲为富家翁邪？”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哙曰：“今臣从入秦宫，所观宫室帷帐珠玉重宝钟鼓之饰，奇物不可胜极，入其后宫，美人妇女以千数，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愿沛公急还霸上，无留宫中。”
揣摩这段话，的确没有留侯的说辞讲究，说了从入秦宫，又说入其后宫；语气上也稍稍有些咄咄，所谓欲有天下还是欲为富家翁，高下立判，如此诘问，颇有些逼人的锋芒，自会令长官心里面先就不爽，后边的结论也说得不够祈使，无怪长官不听。但亲随的身份毕竟不同于职业谋士，史书上说，小樊的太太又是沛公太太的妹子，虽然不确切当时两人是否已经挑担连襟，但亲切该是自然的，因为不亲切便不会成为连襟，成为连襟便不能不亲切，二者孰因孰果，都不影响小樊和长官的亲和力，于是，正是情愈切则辞愈急，自不必非修辞才能立其诚也。又何况，留侯的所谓助桀为虐，修辞固然是修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