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他们影响了世界的进程——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
在伟大领袖人物的脚步声中，我们听到历史隆隆的惊雷。
几个世纪以来——从古希腊人，经过莎士比亚，直到今天——难得有几个主题能象伟大领袖人物的性格那样持续不断地、强烈地吸引着剧作家和历史学家。怎样区别他们呢？怎样解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存在的那种特有的、难以确切表达的相互关系呢？
并不只是这些领袖们的戏剧性事件，而是他们的重要性——他们的影响才引起人们对这些领袖们的作用有那么大的兴趣。当戏剧的最后一幕结束时，观众从剧院鱼贯而出，回到家中又开始他们的正常生活。然而，当一位领袖人物的政治生涯的帷幕下落时，观众的这种正常生活就发生了变化，历史的进程也许就有了深刻的变更。
在那平凡的历史时期，我有难得的机会在最近的三十五年期间直接地研究世界领袖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重要领袖人物中，除了斯大林以外我都认识。我访问过八十多个国家；不仅和这些领袖们打过交道，而且目睹他们进行领导的情况。我眼看一些领导人成功，另一些人失败。我有机会从我自身经历的角度去分析他们成败的原因。由于饱受宦海生涯的沉浮智仁勇儒家倡导的理想人格的三大要素。《论语·宪问》，我懂得，除非你自己也经历过失败，否则，你难以真正地体会成功时的喜悦。假若你只是坐在一旁，袖手旁观，那也不可能完全明白一位领袖的作为究竟为什么所驱使。
在我担任公职的岁月里，经常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你所熟悉的最伟大的领袖人物是谁？”对此，不可能作一简单的回答。每一位领袖都处于其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场合的条件下，领袖们和他们所处的国家是无法互换的。温斯顿·邱吉尔是伟人，但难以设想他会象阿登纳那样在战后的德国成功地发挥作用。反之，阿登纳也不可能象邱吉尔那样在最危急的时刻使英国重新振作。
要把一位领袖列入伟人行列的可靠的公式，包括三个要素：一个大人物、一个大国和一个重大事件。一次，邱吉尔在评论英国十九世纪首相罗斯伯里勋爵时说，很不幸，他生活在一个“有大人物而无重大事件的时期。”通常，我们对战时领袖的评价高于和平时期的领袖，部分原因是由于战争必然带来戏剧性的事件，部分原因是由于各国历史详细论述战争，还有一个原因是，当一位领袖遇到了需要他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去应付挑战时，我们方能全面地衡量这位领袖有多么伟大。当授予荣誉勋章时，我常常思考着有多少获得勋章的人在他们以最大的勇猛精神迎接挑战前一定象极其普通的人一样。没有挑战，他们就不能显示出英雄本色。战时的挑战使领导人所显示出来的品格易于衡量。和平时期的挑战可能也是巨大的，但领袖战胜这些挑战构不成戏剧性事件，也引不起人们的注目。
很清楚，领导一个大国的小人物在一场重大危机中无法证明他是否伟大。反之，领导小国的大人物，尽管他具有伟人的所有品格，也决不能得到承认。还有一些领袖人物臣等职。他是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的重要代表，系统论证了，虽然他们是大国的大人物，但他们身处巨人之下，周思来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
有一个界限必须明确：那些被广泛赞扬为“伟大的”领袖人物并不一定都是好人。俄国的彼得大帝是一个残酷的暴君。
儒略·恺撒·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不是以自己的政治家风度而是以征服者著称于世。当我们谈到历史伟大领袖人物时，只是很少提到那些在高度道德水平上治理国家事务的人，而是更多地谈到这些人：他们以宏伟的规模非常有效地行使权力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本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邱吉尔和斯大林在不同意义上都是伟大的领袖人物。没有邱吉尔，西欧也许遭受奴役。
没有斯大林，东欧也许获得自由。
在书写领袖们时，很想包括政府范围以外的某些我所熟悉的杰出的领袖人物。我曾目睹大公司和劳工工会领导人为爬上最高层时象任何政客一样进行顽强的搏斗，然后，他们使用与外长相匹敌的外交技能来行使权力。学术界和党派间所玩弄的阴谋诡计与当年拜占庭相比毫不逊色。以我熟悉的新闻界领导人亨利·卢斯为例，他在世界上的影响比许多国家的领袖还要大。
但是，本书专门论述我最了解的、对我也是至关重要的领导能力问题。它对那些国家领导人来说不只是这一地位所带来的权力问题，而且还包括责任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