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是婴儿时曾经在冰箱里被关过。
他并不反对其他人这样做，但是他觉得他这样做的话就和性格不相称了。但是与此同时，他的个人态度却从来没有那种屈尊求教的味道，而这种情况对于那些占据高位的小人物来说，却是屡见不鲜的。
作为一个国家要人，戴高乐吸引着一帮赤胆忠心的支持者的骨干分子。但他和他们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这反映了他自己的铭言：“没有名望就没有权威，而不保持一定距离，也就不可能有名望。”在他的爱丽舍宫的办公室里，在靠近他书桌的一张桌子上有两部电话机，可是铃声从来不响，他把电话看作是现代的一个无法容忍的讨厌的东西，即使他的最密切的顾问，也不敢直接打电话给他。
和麦克阿瑟一样，对于闲聊，戴高乐也极少有耐心。每次我和他会见，显然他总是想把话题转到严肃的问题上去。在语言的准确性上他也象麦克阿瑟，无论是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即席讲话中，在回答问题时，或者甚至是在非正式的交谈中，这两个人都使用了精炼的语言，准确地掌握语意的细微差别。
假如这两人进入美国国会里的话，那么编入他们的发言的《议会记录》在排印之前，是不会要求他们修改自己的发言的。
戴高乐不能宽容不称职的人。1960年在一次我为他举行的官方宴会上，由法国驻美国一个主要城市的总领事充当他的翻译，在翻译戴高乐的祝酒词时，这个译员两手发抖，来回乱翻讲稿。我看出戴高乐很恼火。后来，我得知他打发走了这位总领事，挑选了另一人陪他继续旅行。
戴高乐从不参与闲聊。在内阁会议上，他常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的部长们的发言，认真地记录。如果他想与一位部长交换看法，通常会安排一次私下的会见。
对重大的事件所作的决定都是由戴高乐独自作出的。他不认为他有所罗门那样的聪明，但他确实相信自己具备所罗门那样的判断力。对于一个问题，他常常首先把“所有的文件”要来，凭着他那无限深入细节的能力，把应该知道的东西都弄清楚。然后打发走顾问，独自深思，作出结论。他知道对于一位领袖来说，有时间去思考是多么重要。在他的坚持下，他手下的人员每天要留出几个小时让他去专心思考问题。
在我任总统时，也试图采取类似的方式办事。但是我发现，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最困难的一件事是对行政官员、议会领导人以及其他要求占用他的时间的人执行这项纪律。只要他们看到日程表上有一个空隙，就总认为有时间接待他们，他们一心一意想把他们需要先办的事变成他需要先办的事。但是，这些事一般并不是他需要先办的事，而且也不应该是。他的职责范围远远超过他们的职责范围。
在我的总统任期内，重要的决策几乎很少是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作出的。要作重大决策时，我总是设法到林肯起居室或是在戴维营、比斯坎岛或者圣克利门蒂的小小图书馆里躲上几小时。我发现在远离嘈杂的华盛顿的幽静的地方，可以进行最有效的思考和作出最好的决定。
戴高乐在文章里写道，除了保持孤僻外，寡言和少作手势，举止和动作方面要审慎，这样才能使你显得神秘。他又写道：“没有什么比沉默更能增加权威的了”。但是沉默这个“强者最大的美德”只有在它是以掩盖意志和决心为目的时，才会产生效果。“正是由于内心的激动和外表的控制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才能占上风。就象一个赌徒的风度在于他能够在加大赌注时，比平时更加冷静。又象一个演员最大的演出效果取决于当他牢牢控制自己时，能否熟练地表现出感晴色彩。”
戴高乐知道政治活动就是在演戏——不是指实质，而是指实践——正是部分由于他掌握舞台表演艺术，所以他能把他的政治意愿强加于人。
象凯撒和麦克阿瑟那样，戴高乐在他的文章里经常以第三者自称。例如，“向戴高乐呼吁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需要“向戴高乐作肯定的回答”和“对戴高乐将军怎么可能会别无其他选择”等等。有一次，一位记者要求他解释这个习惯的由来。
他回答说，尽管有时是出于写作风格偶尔使用第三人称，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发现在别人的心目中存在一个名叫戴高乐的人，而那个戴高乐实际上是一个与我无关的独立的人。”
他第一次认识他的公开角色的力量是在战时访问法属赤道非洲的杜阿拉城时，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道路两旁欢呼：“戴高乐！戴高乐！戴高乐！”在他挤过人群时，他意识到戴高乐将军变成了一个活着的传奇式人物，一个使夏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