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话，凭着它的技术能力，高核武器的生产就不远了。”
他补充说，这是法国决不能接受的。
事过十三年后，从今天发展的情况来看他对苏美关系的看法是特别有趣的。我那时对苏联增加它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导弹能力和海军力量的巨大能力表示了关注。然而我们也看到表明苏联本来是愿意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的迹象。
我对他说，我个人并不认识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愿意请教他对他们的评价，特别是他对关于鸽派和鹰派之间潜在的分裂的报道的看法，他表示了这样一个见解：尽管苏联有“极大的野心”，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并不是一心想进行那种古典意义上的征服的。相反，他们要使苏联变得坚不可摧，与任何国家，特别是美国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他说，波德戈尔内是一位没有勃列日涅夫“那样魄力和热情的老头”，按照戴高乐的观点，勃列日涅夫是克里姆林宫的无可争辩的主人。他说柯西金是一位熟练的、努力工作的人，他在政府工作中度过了一生，比勃列日涅夫更灵活，而且根据法国获得的情报，他在1968年捷克人民起义后入侵捷克问题上的态度要比他的同事温和得多。
他说，尽管这些领导人可能在象捷克这样的事件上不一致，但他们认为捷克问题是件小事，而他们在大问题上是一致的，特别是在增强苏联的实力问题上。在与他们的谈话中，他发现他们几乎是直截了当地和坦率地回答问题，甚至很诚恳，但是他认识到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掩饰。他归结说：“全世界都在等待着美国总统去和他们接触，或是等他们去和美国接触。”当我问他，是否认为这种直接接触是有益的，他的回答是绝对的：“毫无疑问。”
会谈后当我陪他走向他的汽车时，他要我向艾森豪威尔夫人表示他的慰问和敬意。戴高乐不经常显露他的情感，但是从他谈话的方式我可以觉察到他对艾森豪威尔怀有深厚的爱慕和尊敬，对艾森豪威尔的逝世他极为悲痛。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艾森豪威尔的葬礼上和他的会见。
我们早已拟定他访问华盛顿的初步计划。1969年4月29日，他突然辞去总统职务退休。他并不是因为重大问题而辞职的，而是由于一个小问题，即在关于参议院和地区改革的公民投票中，他遭到败北。马尔罗后来问他为什么会为这样一个“荒唐可笑”的问题而辞职，他的回答正是人们预料会从戴高乐将军那儿得到的回答：“正因为它是荒唐可笑的。”
戴高乐象邱吉尔和阿登纳一样，发现培养和造就一个后继人是困难的。邱吉尔定下了艾登：阿登纳定下了艾哈德：戴高乐定下了蓬皮杜。我把蓬皮社列为我所见到的较有能力的世界领导人之一。追随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是极大的困难。杜鲁门至少从历史观点来看没有能力接替罗斯福的位置，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脚却没有另一个人能继戴高乐的位。
只有蓬皮杜——世界经济专家中的佼佼者之一——是一位相称的继承人，他给我留下的特别深刻的印象是，在我们讨论外交政策时，他总是从全球观点出发而不是从地区观点出发来考虑问题的。
在戴高乐辞职后，我给他发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上我再次邀请他来华盛顿，并告诉他：“我们的许多城市和州将为你在访问日程表里包括它们而感到荣幸。”在结束时我写道：“坦率地说，在这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平庸的领导人领导的时代里——美国的精神需要你的光临。”维蒙·沃尔特斯把我的信交给了在科隆贝的戴高乐。戴高乐读完后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同志。”同一天他坐在书桌前写了这样一封亲笔信：亲爱的总统先生：承惠公函及您的极其热情的私人信件使我深为感动。这不仅因您身居美国总统高位，也因为这些信件来自于您——理查德·尼克松，而我对您有充分理由怀有无比真挚的尊敬、信任和友谊。
或许有一天我将有机会荣幸地再见到您。此时我向您表示发自肺腑的祝愿，祝您在完成您的重大的国内和国际事务中获得成功。
请向尊敬的尼克松夫人转达我的衷心的问候，我的妻子附笔表示热烈的祝愿。我亲爱的总统先生，请相信我对你的诚挚和忠实的友谊。
夏尔·戴高乐
这封信是戴高乐给我的最后一封信，1970年11月9日他去世了。我和全世界的领导人一起飞往巴黎吊唁。
夏尔·戴高乐一生中，在身材上高过常人，但是他的力量发白内部。蒜头鼻，略显浑圆的身材，柔软纤长的手掌，所有这些对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