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人的妇女之一。她问候了我的夫人和孩子们之后，说声“请原谅”，就走开了。
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交谈。此后的八年间，我和他之间又有了一系列的交谈。所有这些都是令人难忘的。我们通常讨论美国的政治情况和当前的外交事态——更准确地说，毋宁说是他在谈论，我在听。而在我和胡佛的讨论中，他总是询问我对所议各种问题的看法；麦克阿瑟却几乎从不这样做。在和他的会见中，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象是个毕业讨论会，每一个来访者的最好的办法是：或者静静地听着，或者作笔记。在占领日本期间，麦克阿瑟与一位上校有一次十五分钟的约会。这位将军令人生畏的、滔滔不绝的话语，把上枝弄得目瞪口呆，以致于忘记了他来访的目的。后来，这位上校得知，麦克阿瑟还把他看成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交谈者”。
事实证明，我与麦克阿瑟的谈话就是他与艾森豪威尔政府之间十分有限的高层接触之一。我没有把谈话内容向总统报告。实际上，我记不得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之间曾经进行过讨论。我总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只要提起麦克阿瑟，好象别人对他都不大欢迎。
从三十年代起，这两位美国伟大的将军曾经长期共事。那时，艾森豪威尔是麦克阿瑟的助手。我知道，在五十年代，麦克阿瑟曾不顾一切地想到华盛顿供职。他详细地向我描绘了一幅图画：如果任命他为国防部长或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话，他会如何削减军费预算，或者“在一个月内整顿好五角大楼”。但他终未如愿。
艾森豪威尔或许有足够的理由不任命这位容易引起争议的五星上将在他的政府中任职——如果要五角大楼里的人听他发号施令，许多人准会发怒——但采用那样的方式对待麦克阿瑟，他的感情无疑也受到了挫伤。他从未直接贬低过艾森豪威尔，但有时也间接地嘲笑他。有一次，他和我谈到艾森豪威尔当他助手的岁月时，曾经说：“他可以写出一篇出色的文章，谈谈如何坚守或攻占某一阵地，只要你告诉他什么是阵地。”
1955年，艾森豪威尔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引起了他是否可能、或者应该再次竞选总统的一些猜测。这时，我收到了麦克阿瑟通过考特尼·惠特尼捎来的口信：“麦克阿瑟将军将始终如一地站在副总统一边，”惠特尼对我说：“他还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别的人应该马上离开白宫。”在当时的情况下，麦克阿瑟的口信是很不适当的，因为如果艾森豪威尔得知此事，我将十分尴尬。记得我当时曾经认为，麦克阿瑟想看到艾森豪威尔离开白宫的心情，可能比看到我进入白宫的心情更为迫切。
麦克阿瑟对艾森豪威尔拥有的声望感到不满。他也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人们对于艾森豪威尔和欧洲过分的关注，促使华盛顿忽视了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反过来，艾森豪威尔认为麦克阿瑟尽管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但是过于自负和富于戏剧性。他经常持有这样的看法。1942年。当他收到麦克阿瑟关于战略问题的一些建议时，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奇怪的是，他认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还在学习。他的这一课对于凡夫俗子而言，倒是不无益处的。”
在六十年代的总统竞选中，麦克阿瑟并没有扮演突出的角色。但他煞费苦心地让我知道他是站在我一边的。六月份，我打电报就他由于促进了美日友谊而受到日本政府嘉奖一事表示祝贺。我热烈地颂扬了他对历史所作出的“英雄式的”贡献，并表示相信，这些贡献将会在“各地自由人民的遗产中留下它们的印记”。他在回信中写道：“您给了我一个不同凡响的祝贺。我已经把您的电报交给报社，以表明我完全支持您作为总统候选人。”也许只有象麦克阿瑟这样喜欢自夸的人，才会假定发表我赞扬他的电文是表明他支持我。不过，他对于作出这样的假设似乎毫不害臊。
他经常在我面前评论肯尼迪，对他甚不以为然。我对此表示欣赏，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些评论在大选前鼓励了我，在大选后又帮助我解除落选的痛苦。那次大选前，麦克阿瑟对我讲起肯尼迪的鱼雷快艇的功绩时，曾轻蔑地说，肯尼迪是“勇敢的，但非常莽撞”。他还说，“肯尼迪或许会在某一战役中由于缺乏判断力而受到军事审判。”1961年6月，即猪湾惨败后两个月，他又蛮横地批评了肯尼迪。他提到，他最近曾与吉姆·法利这位传奇式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和罗斯福的知己谈过话。法利指出，肯尼迪的头脑非常敏捷、灵活。麦克阿瑟的反应则是：他不认为肯尼迪具有判断能力——在作出决定之前统观全局的判断能力。麦克阿瑟继续对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