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象东方迷住了麦克阿瑟一样，吉田对西方也着了迷。
他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其他许多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一道，急于通过发展与外国的关系，为增进他自己国家的利益找到一条捷径。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生活就是许多世纪以来鼓励接受外国影响，但不允许它们瓦解日本立国之本这两方面互相结合的产物。
从七世纪起，中国就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日本的政体、军事组织、土地改革、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的模式。从十九世纪起，日本又与美国有密切的关系。这在许多方面与日本和中国已有的关系类似。这种新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贸易的繁荣，珍珠港事件和巴丹半岛上令人痛苦的岁月，广岛和长崎的创伤，以及战后年代在商业方面和确保安全方面错综复杂的合作关系等方面。
用吉田的话来说，“日本的决定性世纪”始于1854年。当时，日本人看到了美国海军准将伯里的船队的甲板上矗立着加农炮，深信他们不应该再顶住要求他们加入现代世界的行列的压力了。不久，一群维新派人物废除了幕府时代将军的统治——它代表软弱的天皇，统治日本达二百七十年之久。维新派使明治夭皇复位，让他到东京古老的宫殿里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宫闱原来一直被限制在政治上如一潭死水的京都。
明治天皇和他的顾问们认识到，现代化是使日本免于象中国的一部分初印度支那那样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的唯一道路。他们也认识到，现代化管理有利于带来经济上的繁荣。这样，在十九世纪后期，日本开始用很长时间认真地观察美国和西方，很快就借鉴了教育、法律、农业和管理等方面的经验。
明治维新派创造了一个尚有许多明显局限的民主制度。它更接近于德国的俾斯麦的民主，与美国或英国的民主不同。西方的这一套移植到了东方，但还不完善。西方的民主虽然被介绍过去了，但是东方的极权主义还阴魂不散，日本还存在着形式上的天皇。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出现了经济危机，国际上对日本的敌意也增加了，这使人数极少的一群军国主义者得以利用由此而引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夺取了政府的权力。
军国主义者——吉田称之为“穿制服的政客们”——获得控制权以后，命令人们服从他们，就象一个世纪以前的幕府时代一样。他们控制了皇位，并利用它的权威发号施令。
吉田生于1878年明治维新的激烈变动之中。虽然他出生在东京附近，但是他的原籍是日本最小的岛屿上的土佐县。
上佐的男人们以伐木和航海为业，在那个崇尚齐心协力和礼仪的社会里，他们是狙鲁的，具有粗旷的性格。上佐人被称为“日本的巴斯科人”；吉田象来自土佐的其他子弟一样，也具有粗鲁的性格。后来，他因为在政府工作方面作风蛮横，被称作“独断专行的吉田”。
吉田是一位与明治维新密切相关的上佐人的第五个儿子。
日本被占领期间，长子继承权被废除了。在此之前，长子以下的儿子们经常被别的家庭收养。吉田的养父是一位叫吉田谦三的人。他是吉田生父一家的朋友，在吉田茂七岁时便去世了，留下了殷实的家产。
1906年，吉田从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职业外交官。或许是由于他的乡土背景，起初他被滴往中国供职，那里是外交官们升迁的一条慢行道。他只好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从家里继承过来的高标准的生活上。但是，吉田的婚姻是精明的。他的妻子雪子是牧野伯爵之女。这位伯爵是天皇信任的一位顾问。
牧野作为日本代表团的一员，出席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他让四十岁的吉田同他一起参加活动，这大大地提高了这位年轻外交官的地位。
日本人怀着对威尔逊的门户开放政策充满乐观的态度去凡尔赛。根据威尔逊精神，牧野建议在条约中加进明确规定所有民族享有平等权利的条款。但是，对日本和它日益增长的海军势力深感疑虑的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否决了这一条款。吉田发现，明治维新的理想主义和门户开放政策，都敌不过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严酷现实。他悲伤失望地回国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吉田，是在1964年。当时，他邀请我到他在大矶的庄园吃晚饭。时已八十六岁的这位退休首相长时间地回忆了他在凡尔赛的经历。他说，他经常揣度，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能够更多地接受日本的观点，那么，历史的进程就会不一样了。我发现，吉田从未因有这些经历而使自己对英国和美国耿耿于怀，这给予我的印象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