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受到别国侵略时，不应该放弃正当的自卫权利。他不顾社会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的反对，立即着手建立一支尽可能有效的武装力量。
显然，不管七万五千人的军队如何有战斗力，也不可能保卫一个面积相当于一个半英国的岛国。但是，在1951年独立之前和之后，吉田都顶住了要他进一步扩军的压力，其原因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他说：“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那怕建造一艘战列舰，也会打乱政府的财政。”
杜鲁门指定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详细拟订日本和盟国之间的和平条约。杜勒斯利用他的地位，试图对吉田施加影响，要他重新武装日本。但是，当他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时，这位首相就回答：“别说废话。”不过，这个问题到了艾森豪威尔任内还是继续存在。杜勒斯当了国务卿之后，仍然关心这件事。
1953年，在我出访日本前夕，杜勒斯建议我在东京公开谈论一下这个敏感的问题。以试探美国和日本双方的反应。我在11月19日的日美协会午餐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自从美国把这部宪法的第九条加在日本头上以来，形势变得严峻和危险起来了。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不受武装征服的威胁的世界，但这种希望已经被苏联的侵略行径粉碎了。
我说，因此，第九条是好心办了错事。“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错误地判断了苏联领导人的意图……我们现在才认识到，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自由国家的裁军将会导致战争；原因之二，是因为我们想要和平，也相信我们已处于和平之中。从1946年起，我们已经加强了军备，相信日本和其他自由国家也一定会分担重整军备方面的责任。”日本新闻界以通栏大标题报道了这个讲话。毫不奇怪，他们强调的主要之点，不是放在我呼吁重整军备上面，而是强调我承认一美国犯了错误。
吉田的反应是有礼貌的，但又是不明朗的。他直到1954年退休以前，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常从那时起，日本的国防支出缓慢地增长了。但比较起来，仍不到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美国则占百分之六。苏联的国防开支却高达百分之十八。虽然自卫队已经逐渐成熟起来，在规模上也增加了三倍，但它仍旧弱小得近乎荒谬。举例说，日本穿军服的人比北朝鲜、我相信，日本为自身的防务付出更多的力量是绝对必要的。不过，我不能因为在这方面和吉田意见不一而对他吹毛求疵。一位优秀的外交政策制定人的标志之一，是他能以尽可能少的代价，为他的国家获得尽可能多的好处。根据这一标准来判断，吉田制定的政策是很出色的。
象他的许多其他政策一样，从政治上来看，上述政策对他也是危险的。他既要反对大规模地加强军备，又要支持和鼓励自卫队，这在政治上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当和平主义在日本蔓延开来时，随时都会把绥靖政策塞给他。由于把日本的安全置于美国的羽翼之下，他又会同时招致主张重整军备的右翼分子和反美的左翼分子的愤怒。
公开接受某种形式的泛亚中立主义，这在政治上对吉田会更好办一些。然而，他知道，对于一个弱小的国家来说，中立是毫无意义的。他提醒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回想一下日本古老的格言：“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
吉田是现实主义的，完全知道日本必须防御来自外敌的侵略。事实上他也很清楚，日本人民缺乏足够的力量承担抗击外敌的所有代价。但他很聪明，知道美国会付出这些代价。
吉田的与美国结成安全联盟的政策，是日本意见最不一致的一项外交政策。批评者们说，它会把日本变成一个事实上的美国的殖民地。在1960年重新修订这项政策时爆发的骚乱，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取消了对日本的访问。它还成为二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根源。这一条约尽管受到批评，但对日本发展成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还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
如果他简单地屈服于他的对手要“美国佬滚回去”的沙文主义的压力，接受被委婉地称为“全面的和平”的方案，即一个包括中国、苏联和被剥夺了必要的自卫权利的日本在内的协议，那么麦克阿瑟所说的“东方的瑞士”就可能变成东方的芬兰，即一个事实上的共产主义卫星国——可能名字不是这样。
相反，日本能够一心一意地进行经济建设，并创造出世界各国所羡慕的生活水准。
1954年吉田下野后，又活了十三年。看到自己的政策结出了果实，他感到极大的满足。他的对手曾经说过，他会使日本成为“亚洲的孤儿。”相反，他帮助日本成为一位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