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吊桥，但是他很了解人的本能和德国共产党人心里对革命的俄国怀有的热情。他得到了吊桥，并且也赢得了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的名声。
也就在这时，阿登纳拒绝了一次出任总理的机会。魏玛共和国时期，在他们的立法联盟崩溃之前，总理在任的平均时间只有七个月。中心党的领导成员们认为阿登纳可能有足够的力量组织一个持久的政府，于是，他们在1926年邀请他组织政府。
此事对他有一定的诱惑力。但是，他那没有表情的脸部隐藏着一位驾驭着能排除无望的事业的政治家的精明。这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冒险，而是因为他确实遵循了仔细权衡能否取得成功的可能这一惯例，把周密的分析和与之非常协调的政治直觉相结合。当他去了一趟柏林并试探了政治气候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打破这种力量对比的可能性尚未具备。所以，他拒绝了这个建议并回到了科拢不断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使在德国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是如此之难，甚至会压垮康拉德·阿登纳。然而，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我常常想知道，如果这位拥有巨大才能的政治领导人当时成为总理的话，历史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深刻变化。希特勒就会在他攫取权力并且给德国和世界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之前遇到了难以对付的敌手。
三年半后阿登纳第二次当选为任期十二年的市长。那时，他五十三岁，他期待着任期结束后退休。但是，当希特勒任总理后，纳粹党人不要像阿登纳这样的全国知名人士和有独立见解的领导人理政。他从一开始，就把他的顽强的独立性表白清楚。在几个星期之内，他三次拒绝或抵制了希特勒。第一次，他口头提出反对纳粹废除普鲁士国家议会，但是没有成功，阿登纳从1917年起就是该议会的一名议员。后来，在1933年三月选举前的一次竞选旅行中，希特勒访问了科拢阿登纳直截了当地拒绝到机场迎接他。两天后，在希特勒发表科隆讲话的上午，他下令市政工人把莱茵河桥上的纳粹旗取下来，并派遣一队警察保护他们。
选举后，纳粹掌握了绝对的权力，阿登纳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他在公开场合下受到奚落。不久，通过虚构的反科隆人民的罪名，他被撤销了市长职务并被逐出该市。虽然纳粹对他怀着敌意，但是他没有被列入需要尽快消灭的人员的名册。
1934年，他在长刀之夜被捕了，但是在大屠杀之后，他安然无恙地获释了。在纳粹执政的大部分岁月里，他孤零零地住在科隆附近的勒思多夫的自己家里养玫瑰花和照料家庭。
1944年，他多次遭到厄运，差一点丧命，但终于幸免于难。他显然被邀请参加卡尔·格德勒的勇敢的、但是招致不幸的谋杀希特勒的密谋。当他估计了力量对比和判断这个计划可能失败之后，他拒绝了与这些共谋者们合作。暗杀确实失败了，之后，他被捕入狱。他装病逃避了转移到布肯瓦尔德去。然后，在一位居住在卢夫特瓦夫的朋友的帮助下，从医院里逃走。最后，盖世太保发现他躲藏在距科隆四十英里的森林中的一座磨房里，他们又把他逮捕了。1944年11月他儿子马克斯，一名德军军官，去柏林恳求释放他的父亲后，纳粹党人讨·最后放了他。当美国人第二年春天占领科隆时，阿登纳在勒恩多夫自己的家中。
尽管有这么一个插曲，阿登纳在纳粹分子统治时期，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非常单调乏味的生活中度过的。当他在1933年春天从科隆被驱逐出来后，他把家人留在家中，一个人来到离莱茵河十五英里的贝内迪克廷修道院。他希望在修道院内至少可以暂时逃避纳粹党人的注意。修道院院长是他的一位老校友。阿登纳在那里住了将近一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思索，在树林中漫步和读书。该修道院有大量的历史藏书，他贪婪地一本接一本地阅读了。
在希特勒掌权之前，阿登纳是成功的，有实力的“科隆之玉”，是严厉但又充满深情的一个正在日益壮大的家庭的家长。现在他的权力已经不复存在，他的家庭和他分离了，而且他正过着一种毫不夸张的修道院式的苦行僧的生活。唯有他的信念尚存，当他考虑到一个民族因为屈从于好战的民族主义和专制而招致严重的危险时，他开始以日益强烈的感情详细研究他一生都在追求的建立一个欧洲新政治秩序的理想，在这个新秩序里，自由和基督教义是第一位的，国家权力和个性是第二位的。
这些想法是幻想彻底破灭的人的唯一的田园诗，十五年后，当他在西德掌权时，阿登纳的实际的政治直觉再度占了统治地位。但是，切合实际的考虑是，确保欧洲联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