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国家繁荣昌盛，那个东方政策正如实践所证明的那样未能达到它的设计师过分乐观的期望。
六十年代，随着冷战的缓和，“相信俄国人的话”在西德和别的地方流行起来了，就是对诸如柏林和德国统一问题上，俄国人的建议比起阿登纳的更容易接受了。许多人坚持认为，在东欧的苏维埃帝国不再是反对西方侵略的缓冲区，并认为，只要我们能向苏联表明我们自己的和平诚意，那末，和平，甚至包括东欧和东德人民的自由，都会得到保证。赫鲁晓夫在1955年谈到纳粹侵略俄国的罪行时曾企图把这一类货色兜售给阿登纳，但是这位总理没有买他的账。然而，这一姿态愈益增加了他的继承人的东一西方政策的色彩。尽管有这个东方政策，苏维埃帝国依然存在，苏联的冒险主义已经升级而毫不减弱。
作为当今自由欧洲的一名领导人，阿登纳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呢？我敢肯定，他的看法是不同于那些继承他的人们。1997年在阿富汗事件中，他本来可以看到，在第三世界一个遥远的角落里突然燃起的不是一堆小小的战火，而是苏联进入波斯湾宝藏地区的一次无耻的尝试。他不象许多欧洲人当时那样用狭隘的眼光看待它，只认为对于向欧洲输送燃料的石油威胁是超越欧洲盟国的合法利益的范围。而认为它在事实上必定涉及到阿登纳为之奋斗而创立的北约组织的局势。他知道，如果西方的周围防线被突破，它的中心地带很快就会陷落。
同样，对1981年的波兰，阿登纳不会把它看成是国内的政治问题，而会看成是苏联想永久征服一个有独立思想的、欧洲信奉基督教民族的一种肆无忌惮的尝试。他会把波兰人民的被镇压看成是一种国际犯罪行径并会作出相应的反应；对今天的西德领导人来说，如果他们从另一个方向看得远一些，也许会消除令人遗憾的烦扰之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方政策的其中一个目标是要为西德找到一条补偿波兰人民在纳粹手中遭到的灾难的途径。既然波兰人民现在新主人手中遭受苦难，西德人民也只能绞自己的手，表示失望而已。
当然，这些假设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的。在西欧有了象阿登纳这样的领导人，苏联人也许会对自己进行冒险而又不受到惩罚这一点不那么有信心了。阿登纳一向以“冷战的斗士”而著称的。并且他由衷地满意这个称号。如果他能活到今天来审视一下欧洲的话，由于整个欧洲的不团结和精神上的倦怠，他不会同意说冷战已结束。他会说其中有一个战斗员已经停止作出努力去赢得这场冷战。
如果他听到中立主义的谈论，是那样地使人缅怀三十年代的欧洲，那么他会羞愧得低下头。他相信欧洲会因为试图“坐在两张椅子之间”而跌断了脊梁骨；欧洲今天还存在的脊梁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阿登纳和他法国的伙伴的努力的结果。每当一场危机发生时，欧洲的团结似乎是令人吃惊的脆弱，诸如阿富汗和波兰事件等就足以证明阿登纳的继承人已经忘记了他向欧洲发出的预言的紧迫感：它面临的危险比它过去曾经遇到过的都要大。
没有其它任何事情比联盟内部的现状更使阿登纳感到震惊。1955年，阿登纳和他的大多数同胞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此快地被接纳进欧洲联盟是一大荣誉。今天，北约组织许多成员国，包括西德在内，吹毛求疵地说，他们将要花费多少钱去资助这个联盟或唠叨他们是否为遏制苏联不让它超越波兰和东德以外，而允许北约导弹设置在他们境内。同时，东方政策继续存在；甚至当苏联逼近波斯湾时，俄国的天然气会很快流向西德人的家中。
阿登纳对所有这一切的反应会很简单的。他会为包含在东方政策中的这个建议感到悲哀，那就是美国对欧洲的威胁之大与苏联相同。他常告诫欧洲人当他们接近东方时，他们是面临着切断与西方的生命线的危险。他还会说，如果使你失去原有的朋友，或向原来并不是你的那些朋友们献殷勤，特别是，如果你的新朋友到头来成为你不共戴天的敌人，那未，这样的政策是不值得推行的。
与战后欧洲的其他两名巨人，即邱吉尔和戴高乐相比，呵登纳有时被描写成相对地无特色和无趣味的。除了这种看法是肤浅的和不公正之外，这种描述遗漏了两个重要之点。第一，法国和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而德国是战败国。戴高乐的傲慢和冲劲十足的夸张的言行与这位第五共和国的奠基人和领导人的品行相称，但是这些品行对于这位战败的德国领导人是极其不相称的。同样地，虽然阿登纳也具有他自己的锐利的洞察力，但是不能象邱吉尔那样侥幸成功地在许多方面得以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