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猪粪。”
翻译后的一刹那，赫鲁晓夫欲怒未怒，两侧太阳穴的血管看来随时会胀裂。然后，他突然笑了起来。他说：“这点你是对的。”“所以，也许你说得对，现在我们该谈别的问题了。然而，我必须告诫你，你在访问期间将会听到关于这项决议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而很少在其他问题上，赫鲁晓夫是信守诺言的。
我难得象在1959年与赫鲁晓夫所进行的一系列高级会晤那样作如此充分的准备。经过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第一次会晤后，我认识到，没有大量的事先工作能使我完全准备好与赫鲁晓夫的会晤。他对此根本没有预料到。什么礼貌、礼仪、旅行计划对他来说都等于零。在我整个访问过程中，他常常对我发表高谈阔论的长篇演说，在美国电视台模型的摄影机前奚落美国，在美国厨房模型的洗衣机前用核导弹威胁西方，在感到惊讶的尼克松夫人、赫鲁晓夫夫人和其他客人眼前，他把一个社交性的午餐变为五个半小时的外交政策辩论会。
与赫鲁晓夫会晤刚结束，我反复思考了这几次会晤的情况，而赫鲁晓夫这个人的形象也就在我脑海里形成。他总是采取攻势，对其对手的弱点有种本能的感觉和向对方榨取好处这种几乎是强制性的倾向结合了起来，也就是，对手让步一英寸，他便推进一英里，只要别人显露出一丁点儿胆怯，他就在你身上辗过去。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行动上，他都是一个饶有趣味的人，尤其是有观众在场时，他有卖弄自己的癖好。
他是一个在会晤前要做准备工作的人，对其对手的立场，了解得如同对自己的立场那样清楚，他为此自鸣得意。在辩论中，他给人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善于随机应变，国为他在被逼到墙角或难以守住阵地时，能够曲解、搅乱和改变话题。他的感情显得很激动，然而他的言行向我表明了，在讨论重要付题时，他严肃认真、冷静、不动声色，并采取分析态度。
赫鲁晓夫使世界时而感到有趣、时而感到惊愕，达十一年之久。他于1953年从斯大林助手的行列中平安无事地爬了上去，而于1964年他的同僚出入意外地将他废黜时，他又砰地一声下了台。他给世界留下了执政时期的赫鲁晓夫的三个形象：是一个爱吹牛皮的小丑。他经常在公开场合喝得酩酊大醉，在这方面，他胜过任何一个现代苏联领导人；是一个能冒险的实用主义者。他一直不为教条所束缚，但他力图用其考虑不周的灵丹妙药而不是采取从长计议的办法来解决国内问题；是一个共产党的极权主义者。他踩着对手和同胞的尸体爬到执政的地位，通过把那些反对者送去流放而执政，一直到自己成为自己一手使用过的那套手段的牺牲品而告终。
通过我与赫鲁晓夫的会见，发现这个小丑戴着两副面具。
一会儿他可能是吵吵嚷嚷、兴高采烈、性格开朗，洋溢出友谊和几乎是诱人的魅力。他脸上笑嘻嘻，说着一切场合都说的粗俗的话。他跟我说话时，有时抓住我的西服翻领，仿佛准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似的。他常常向我靠近，小心地向两旁观察一下，看是否有人在偷听，然后小声地泄露点有关苏联军事计划的“秘密”。
过一会儿，尤其是在有人听他讲话的场合下，他可能成为粗暴的、飞扬跋扈的、怒不可遏的一个深深刻上个人印记的高调外交的大师。在他发表装腔作势故意夸大其词的讲话期间，他跟我面对面地站在一起，用食指轻轻地碰我一下，好象口头上的强调还嫌不够，需要用实际的动作来加强讲话的效果。他常常眯着眼睛，象机关枪手瞄准准星一般。然后，他的论点、大话、亵读的语言象连珠炮似地脱口而出。在与赫鲁晓夫会晤结束后，我不禁想到，在他怒火燃烧的一刹那所说的许多话，在文明外交时代足可以挑起宣战的。在我们时代，这些话不过使译员感到脸红而已。
赫鲁晓夫这个小丑能够熟练地运用戏剧表演艺术，这一点是我在和赫鲁晓夫参观美国国家展览会时走到电视台模型前发现的。一个青年技术员要求把我们相互寒暄致意的话录下来，以便在展览会开放期间向观众重播。起初，赫鲁晓夫似乎表示怀疑，但是工人群众的场面壮大了他的胆。他很快爬上讲台讲起话来，以便让人摄影，并向观众重播。
他问我：“美国存在多久？三百年？”我答称，美国大概是一百八十岁了。他一边大挥其手臂，把整个展览厅扫视一遍，一边说：“哦，那么美国已生存了一百八十年了，这是她已达到的水平”，“我们存在还不到四十二年，再过七年我们将会达到同美国同样的水平”。观众被他的吹嘘吸引住了，他们的欢呼声似乎在怂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