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他说：“你知道，我真该佩服你，你决不放过一个机会进行宣传。”他反驳道：“不，不，我不搞宣传，我说的是真话。”事实上，只要谎言能解决问题，他在一生中就从来不说真话。
我在苏联整个访问期间，他不断向我兜售他那个版本的真理。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西伯利亚的诺沃西比尔斯克所遇见的成千上万的人民特别热情地欢迎我们。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俄罗斯人体格强壮、勤劳和友好；大多数人似乎真正喜欢美国人。但是，在一个工厂或一个市场的逗留期间，赫鲁晓夫总安排好一名共产党干部，用向我提出预先演习过的政治问题来干扰我。提问者总是向前走来，自我介绍说是“一个普通的苏联公民”。然后，他几乎是用背诵的方式问我：“为什么美国阻挠为停止原子弹试验所作的努力？或者：为什么美国想要战争？”或者：“为什么美国拿在外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来威胁我们？”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美国驻苏联首席记者，他在《纽约时报》上把赫鲁晓夫特地安排的责问概括如下：“副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向几个质问者宣讲了自由言论的优点。领导人和在群众中出现的质问者之间可以自由地、轻松地交换看法，这是在苏联生活中极其难得的经历之一。向尼克松先生直接提出的问题的相似住和质问者所使用的策略表明，这些都是在中央人士授意下干的。”
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那就是他不让教条紧箍自己。赫鲁晓夫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不切实际的人。他在处理苏联问题上就象一个不顾一切后果的赌徒去赌轮盘赌那样，只凭热情而缺乏深谋远虑。他对战略是不耐烦的，对具体的事情却易受到影响，因此，他不惜孤注一掷，把财产统统押在赌注上，而多半是两手空空地离开赌场。他思潮来得快，行动则更快，常常是让行动跑在思想前面。他喜欢试图用一次冒险的进击来解决重大的全国住问题。
他一次又一次地推行宏伟的计划。他开垦大片大片的处女地，只是让这些土地遭受沙暴的蹂躏；他扩大作饲料用的玉米田面积，只是让上千万英亩的土地荒废掉，因为这里的土壤不适宜于种植，他竭力鼓吹使用钢筋混凝土和预制构件建筑的好处，只是从不想增加水泥的产量。
赫鲁晓夫夸下海口说，正是通过这些和类似的计划，苏联将在七年之后超过美国的生产水平。但是，正如其他任何在五十年代去过苏联旅行的人一样，我注意到，苏联的原始运输体系这个问题就使赫鲁晓夫所讲的话变得毫无希望和不切实际。
赫鲁晓夫真正想使苏联繁荣起来。但是他没能理解或者也许他太懂得，繁荣需要什么条件。他必须严厉地彻底调整会放松对人民的控制的整个苏维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这是他不愿意做也不能做到的事。相反，他寄希望于宏伟的规划，这些规划与其说是经济学家的计划，倒不如说象魔术师的把戏。当这些魔术把戏看来一个也不灵时，最高主席团里的听众变得焦的不安，最后使劲把他拉下了马，除别的方面外还谴责他盲目执行“轻率的计划”。赫鲁晓夫企图要两者兼而得之，即既要保持对经济的全面控制，又要追求繁荣，但最后却一一个也捞不着。
这个爱吹牛皮的小丑和错误地指导别人的实用主义者是赫鲁晓夫个性的两个重要方面。但在与他初次会见后，我可以说，他身上的极权主义渗透到了他的骨髓里，而且使得他的存在生气勃勃，他那种冷酷无情的个性总可在他残忍的深蓝色的眼睛里见到。这双眼睛在他强调某一个问题时好象变得煤似的乌黑。这种情况只有在他情绪好时，略为遮盖而已。
这位极权主义者虽然在外表上显得古怪，但在幽默感方面却很出色。他在外交招待会上开的玩笑无疑常常带有阴险的暗示。他的许多笑话涉及契卡的活动情况，契卡是俄国早期的秘密警察机构。他好象特别喜欢这些笑话，很明显，这是因为契卡和他自己的警察机构相类似的缘故。
他最喜欢的一个老掉牙的笑话是关于在莫斯科检阅部队的事。队伍中有个士兵打了个喷嚏。在场的契卡军官要求这个人站出来。谁也不回答。第一排战士列队，并且给枪毙了。这个军官又问谁打喷嚏。没有人回答。第二排士兵被执行枪决。
他又第三次问谁打喷嚏。后排一个士兵用胆怯的声音回答说：“是我干的。”这位军官用德文说：“祝你长命百岁！”
赫鲁晓夫也欣赏令人毛骨惊然的幽默。1959年在莫斯科郊外赫鲁晓夫别墅举行午餐会期间，米高杨议论斯大林别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