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则在于三十年代的教训在八十年代是否会被汲泉—而且是及时地汲龋反殖民主义的革命者：恩克鲁玛、苏加诺、尼赫鲁对西欧各国来说，战后这段时期意味着帝国时代的结束；对这些国家以前的许多殖民地来说，则意味着它们突然陷于走向独立的、变幻无常的境况之中，对这些殖民地的领导人来说，又意味着这是一场非常严峻的考验，有些人将通过这场考验，有些人则可能通不过。其中特别引起世界瞩目的三位是：加纳的思克鲁玛，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和印度的尼赫鲁。
他们都具有领袖人物超凡的魅力，在摆脱殖民统治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而且都雄心勃勃地涉足于国际上第三世界的政治大漩涡之中。他们事迹中的类似之点和差别之处表明，领导一场革命和建设一个国家所应该具备的条件是迥然不同的。
1947年，我以赫脱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访问欧洲，发现各国领导人都在竭力进行奋斗，以便把他们的国家从被破坏得如此严重、以致无法想象的废墟上恢复过来。他们需要取得帮助来重建家园；需要食品以免使成百万人挨饿。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丛林中创建新国家的。他们能够求助于很多世纪以来先进的文明所积累起来的智慧，可以仰赖于在过去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使他们摆脱出来的精神力量。在这片废墟下面，还有一支非常称职的劳动大军，他们在管理现代化的工业经济方面是富有经验的。当时应该做的事情，只是给他们以工具就行了。有了工具，他们自己是完全可以胜任这个任务的。
十年后，我访问了加纳，代表美国参加该国独立的庆典活动。尽管加纳缺乏受过训练的劳动大军及欧洲国家那样的工业基础，但我听到的简单介绍表明，它在开始走上自治道路之时，是有过取得成功的良好机会的。
加纳是赢得独立的第一个黑非洲殖民地。它是通过和平革命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而取得独立的。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克瓦米·恩克鲁玛曾在美国林肯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受教育。那时，加纳被欢呼为英国的“创造性的退让”政策的榜样。值得赞扬的是，英国人像他们在其他殖民地所做的那样，通过培训加纳文职人员及把他们提拔到负责岗位上来的办法，为这个国家取得独立进行了精心的、细致的准备工作。
加纳有充满活力的经济和一支受过教育的人才队伍。由于它的可可的收获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因此，加纳还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
今天，加纳却已成为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灾区。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之一是克瓦米·思克鲁玛本人。有的人在领导革命时能够取得辉煌的胜利，但在随后建设国家时却遭到彻底的失败。恩克鲁玛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来自全世界的代表团参加了独立庆典活动。在一家为接待来访代表团及将会随之而来的旅游者修建的新旅馆里，我们度过了难忘的第一个夜晚。我对此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人民在街上载歌载舞，跳着《嗨，生活》的舞蹈，通霄达旦，几乎使我们彻夜未眠。
肯特公爵夫人代表英国王室参加了庆典。她乘着一辆罗尔一罗伊斯汽车来到会常尽管天气炎热，她看来还是无可挑剔的平静和庄重。当她代表王室在议会开幕式上宣读讲稿时，加纳的部长们和当时的反对党的代表们，都戴着白色的英国假发。整个庆典活动是在极其庄严的气氛中进行的。
英国总督查尔斯·阿登一克拉克举行的招待会，是一项盛大的庆祝活动。来自全世界的达宫贵人们都加入了长长的接见行列。我的夫人和我走到最前面时，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为阿登一克拉克感到难过。他是一位显得迟钝臃肿的人，穿着英国人要求他们的外交人员在热带也得穿的厚毛料制服，汗流浃背。我们握手时，他说，“这是小憩的好时候了。”他陪我们进入一间有空调设备的接待室。人们给我们端来了冰镇柠檬水。阿登一克拉克监督过这次独立的许多准备工作，因此，我问他加纳的试验是否会行得通。他思考了一下，耸耸肩膀，答道：“成功的机会大约有百分之五十。我们是尽可能为他们把准备工作做得好一些。不过，你们也别忘记，自从我们在丛林中把各部落正在交战的这个地区划出来以后，至今还只有六十年的时光。你们昨天晚上见到的在街上跳舞的那些人，也可能过早地赢得了独立。不过，我们是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被迫这样干的。”
温斯顿·邱吉尔曾经对我说过，他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反对殖民主义的热情的驱使下，迫使英国、法国和其他殖民国家过早地从非洲和亚洲撤走。他相信，自治毕竟是每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