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急遂的巨变。在那里，新兴的国家纷纷出现：古老的国家重新获得了完全的独立；旷日持久的对抗也点燃起来了。失去耐心的、向往现代化的人们，与拼命维护旧习惯的人们在互相摩擦，各种文化在互相冲突；被压抑的愤怒情绪一触即发，时而平息下去，时而又爆发出来。
中东是世界的十字路口，是文明的摇篮。它的圣地对三大宗教来说都是神圣的。今天，中东是游牧部落与学者、杂货铺与实验室、油田与以色列聚居区、议会和阿亚杜拉等杂处并存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农民们耕种着几世纪前他们的祖先照料过的、多石的田地，在另一些地方，衣着时髦的妇女则在去现代化办公室的途中阅读着来自开罗或伦敦的最新杂志。中东是动荡不定的、脆弱的、对东西方之间的冲突至关紧要的地区。
它还深深地陷入了不断变化着的漩流之中，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富有爆炸性，更牵动人们的感情。
在中东剧烈变动的年月里，这个地区也产生了一些非凡的领袖人物。
最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戴维·本·古里安——以色列建国之父和第一任总理。他把他的一生献给了震动中东、并以其特殊而十分重要的方式改变着世界的事业。
艾森豪威尔总统过去常常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本·古里安说成是”《旧约全书》中的预言家”。我发现，这种说法对两者而言都有点令人啼笑皆非。杜勒斯是一位虔诚的美国新教徒，他把《新约全书》的教义镌刻在自己的心灵之中，本·古里安则是一位谙熟基督教《圣经》的学者。不过，他把自己说成是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他有一次解释道：“虽然我经常援引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开头的五篇，但请允许我声明一下，我个人并不相信它所假定的上帝。我的意思是说，我不能‘求助于上帝’，或者向一位住在天上的、超人的上帝祈祷……然而，尽管我的哲学是世俗的，我却深深地相信那利米和以利亚这两位神灵。我确实认为这是犹太遗产的一部分。我不是笃信宗教的人。以色列早期的建设者们大多数也如此。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热情，还是来自子《圣经》一书。”他把《圣经》说成是“我一生唯一的、最重要的书”。
艾森豪威尔的说法尽管颇为令人啼笑皆非，但还是恰当的。杜勒斯和本·古里安都从《圣经》中得到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都是他们个人最突出的特征。杜勒斯的使命是保护自由，使其免受极权主义的危害；本·古里安的使命是使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故土上重新定居下来。
本·古里安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只有五英尺三英寸高。
但是，他给人以一种庞然大物之感。这一方面是因为他骨架宽阔，脑袋很大，脸色红润，还有着满头银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那突出的下唇，刚毅的下巴，以及疾步如风的步态使他显得更有风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有的人是兴风作浪的。本·古里安则是一位息事宁人的人。
1906年，本·古里安从波兰迁冒以色列。也就是在这一年，戈尔达·梅厄从俄国移民去美国。作为一名二十岁的非法入境的移民，古里安刚抵达雅法，就在塞杰拉的加利利村当农民，从事劳动。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他的生命，那么，他坚持认为耕种——使沙漠开花——是他最大的乐趣。后来他退休时，又回到了沙漠地带，在这块土地上度过自己的余生。
本·古里安一生中也贪婪地阅读书刊，而且撰写了大量著作。他在五十开外时，又学习了希腊文，这样他就能够阅读柏拉图的原著了。他还研究过印度教和佛教。本·古里安能讲九种语言。1966年，我、我的夫人以及我们的女儿特蕾西娅和朱莉一起去他家里拜访他，当时他住在特拉维夫的郊区。他把我带进他的书房，只见四面墙边摆满了杂乱的书籍，多到快要溢出来的程度。我1972年和1976年拜访毛泽东时，不禁联想起这间书房。毛泽东的房间里也堆满了书籍和手稿，有的还散落到地上。很明显，他们俩的这种情况说明，这些书并不是一种摆设，而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东西，这与我在很多时髦的府第中的正式藏书室里见到的情况不一样。那些藏书室里的书籍经常满积灰尘，很少打开。
从本·古里安在雅法上岸之日起，到1948年5月他站在特拉维夫博物馆的话筒前向全世界宣读以色列独立文件之时上，四十多年过去了。在这些岁月里，他在土耳其、英国的统治下和国际共管的情况下，为了把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而斗争着。
然而，与其他革命领导人不同，以色列独立之时，却不是本·古里安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