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特讲究实际的程度与纳赛尔轻率的程度相似：他的小心谨慎与纳赛尔的冲动妄为从程度上看来，也是不相上下的。
他的一些主动行动，都是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精心安排的，而且事先全面考虑了可能造成的后果。萨达特感到必须结束埃及在经济上的孤立状态。与以色列实现和平，则意味着开展新的贸易，从苏伊士石油中增加新的收入，以及从苏伊士运河的航运中源源不断地得到收益。纳赛尔的对外政策几乎没有为解决埃及的国内问题带来什么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不过是转移人民的视线，使他们忽略国内问题的一种办法。萨达特的对外政策，则是朝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所迈出的一步。
在纳赛尔失误之处，萨达特却取得了成功。因为他把增进埃及这个国家的福利、而不是“阿拉伯民族”的福利视为自己的第一职责。比起纳赛尔来，他对推动世界前进的各种力量具有更为广泛和正确的了解。他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又精心地把在国外所做的一切与在国内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目标联系在一起。
我最后一次见到萨达特，是在1981年8月他访问美国之时，他邀我到纽约的埃及代表团驻地晤面。他那黝黑的、出众的相貌和彬彬有礼的举止，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萨达特的心脏病过去发作过两次，所以他很注意保养。但我也有这样的印象：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脑力劳动中去了。他很少摆出不必要的或夸张的架势，也很少说废话。他的含蓄和善于节制自己的能力是十分突出的。
在最后一次会见时，我发现他对里根政府持乐观态度。他说，他确信里根在中东的交易中将会是直率的；在反对苏联冒险主义方面也将会是坚定的。关于美苏关系问题，他说，美国人在前四年中已丢失了大量地盘，“西方决不能再放弃一寸土地了”。他还说，他预料苏联会在波兰采取行动：西方不应直接作出反应，而应把苏联的干预作为一种借口，在其他地区，如古巴、安哥拉或利比亚采取行动。他说：“应该在我们选择的地方、而不是在他们选择的地方与他们进行斗争。”
在此之前两个月，以色列对伊拉克的一个核反应堆发动了一次先发制人的攻击。我告诉萨达特，我感到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做事不负责任，行为乖戾。他脱口而出道：“嗯，他疯了。”接着又说：“他也许象狐狸一样疯了。”我说，尽管我理解以色列必须保护自己，使其免受敌人进攻，但是，贝京在这个过程中的做法也是不明智的。他将使他的朋友，诸如萨达特和里根感到为难。萨达特同意我的看法。
但是，当我提到如果贝京不再掌权、中东可能会取得更多的进展时，萨达特又表示异议，说：“我还是愿意与他打交道。”
“他很强硬；不过，他能够达成其他人不一定能够达成的协议。以色列需要一项协议。我深信，在贝京、里根和我之间，可以取得比卡特政府期间所取得的更大、更持久的进展。”
在我们谈话结束时，萨达特邀我在以后几个月内的某个时候到他在阿斯旺的冬宫和他再次柏会。他说，届时他将与我进行一次愉快的长谈。
但是，我们永远也不会进行这样的长谈了。我虽然又到埃及去，但却是为了参加他的葬礼。那年十月，萨达特在开罗检阅军事队伍时，被一帮刺客用枪击倒了。里根总统请三位前任总统代表他参加葬礼。去开罗途中，福特总统、卡特总统和我一起追怀萨达特的往事。我们对他的勇气、他的远见、他的才能和他的锐敏，都持有一致的看法。不过，当我们抵达埃及时，街上却几乎是空荡荡的，与十一年前纳赛尔去世时突然发生的狂乱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萨达特的继承者胡斯尼·穆巴拉克告诉我们，他的人民可能仍然处于一种震惊的状态之中，不想在公开场合表示哀痛。
我认为，埃及人对萨达特的矛盾态度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纳赛尔具有普通人的风度，尽管他拥有绝对的权力，但从不爱好奢华，与纳赛尔相比，萨达特生活很讲究。他有十个总统官邸，还有一位精干世故、口齿伶俐和修饰得无可挑剔的妻子。他穿着昂贵的西服，抽着进口的烟丝。
尽管萨达特从来忘记他的农民出身，但并没有打算使人民相信他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事实上，取得成功的领导人中也很少有人如此。从理性上而言，萨达特对他的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但象戴高乐对法国人的态度一样，他对人民缺乏深厚的个人感情。不过，他们在许多方面仍然应该感谢萨达特。在他去世时，并没有一个埃及士兵在作战；埃及的经济虽然还很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