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次并不存在到底由谁来掌权的问题了。因此，也不会象二次大战中所发生的那样，存在从内部搞垮孟席斯的政治王朝的可能性。1941年，面对着内阁中的意见分歧，他客气地征询部长们的意见：他应该分别做些什么？1949年以后，他对他的内阁成员予以区别对待。孟席斯最得意的政绩之一，是把堪培拉这座首都城市打扮得整洁漂亮。有一年，他在预算中拨出一百万英镑，用于在首都建造一个人工湖，接着他就动身去英国访问了。他不在国内时，财政部长又把这个项目从预算中删除了。
他回国以后，风趣地对内阁说：“我得到的消息说，我不在国内的时候，财政部勾销了对这个湖的初期工程拨款一百万英镑的项目。是这样吗？”他的部长们告诉他说，一点不错。他答道：“噢，那我是否可以说，现在由于部长们的一致同意，这个项目又列入了？”第二天早晨，这个工程果真动工了。
在《伟大的同龄人》这本书中。邱吉尔写道：“伟人的标志之一，是他有能力使和他见过面的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有的人通过他们的外表、有的人则通过他们的智慧的力量，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实际上，我所认识的主要领导人都尤其擅长这种越来越少见的、面对面的谈话艺术。我认为这并非巧合。领导工作就是说服工作。一位领导人如果不能成为一位感人的、能引起人们兴趣的谈话者，那他就难以成为一位有说服力的人，因此也难以成为领导人。
麦克阿瑟专横的独白、戴高乐雄辩的见解、吉田茂自我解嘲式的幽默、周恩来光彩夺目的诗句，这一切与今天广播电视节目中的闲聊相比，就象伦勃朗与指画法的关系一样，相去万里。
他们的谈话，既有风格，又有实质内容；既生动，又意味深长，能在听众中唤起一种对才智的无限尊敬。只有具备这种才智的人，才会有这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谈话。这是成功的领导人确立自己的权力并进行说服工作的途径之一。
我在会见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位之前，总是期待着会见的时刻早点到来，正象我过去常常期待着一位伟大艺术家的演出一样——事实也是如此。然而，如果要我把战后的某一位领导人列于这类人物的首位的话，那么他将不是一位传奇式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而是罗伯特·盂席斯。
他的幽默感是犀利的，但不尖酸。他是一位雄辩的警句的创造者，喜欢进行生动活泼的对话，而且是一位耐心的听众。
更不寻常的是：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善于写作的人，往往不擅言辞：善于演讲的人，又往往不善于写作。很少有人象邱吉尔、伍德罗、威尔逊和戴高乐那样，两者兼美。不过，对一位要在政界崭露头角的人来说，在公共场合和私下谈话中都擅于辞令，这比善于写作更为重要，实际上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由于盂席斯工于辞令，很少有人愿意在公开场合与他辩论。
从早年起，他就象邱吉尔一样认识到，对于不友好的问题或评论，用随手拈来的遁词去对付，比冗长的辩护或解释要有效得多。在他担任总理后所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左翼记者嘲弄道：“我想，在您挑选您的内阁人员之前，一定会与控制您的有权势的人士磋商过吧！”孟席斯回答：“那自然罗。不过，年轻人，情把我老婆的名字排斥在这些人之外吧！”
这种做法在议会中也能奏效。澳大利亚议会中还保留着少许边远地区的粗俗话，这使孟席斯有时感到很厌恶。有一次，一位国会议员抱怨孟席斯说话时夹杂着一种优越感。他答道：“要是考虑到我在这里有您这样的伙伴，我的这种做法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又针对另一位国会议员说：“这位尊敬的议员真是神思驰骋，可惜是在日薄西山的时候进行的。不然的话，他的这次神游也将是大有教益的。”工党人士由于经常受到这样的讥讽，因此该党曾经告诫它的成员不要与孟席斯再作这种不必要的交锋。
1941年，孟席斯遭到他的党的抵制。这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他后来曾说：“这是毁灭性的一击。一切都完了。”四十年代期间，盂席斯在从政治上默默无闻的境地卷土重来时，对他的抨击者——尤其是报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健康的、愤世嫉俗的姿态。他并不伯与他们进行勇敢的交锋。在一次重要的新闻界的集会上——与华盛顿的橄榄球俱乐部午餐会相类似的集会——盂席斯在忍受了两小时的无情嘲弄之后，起而向报界祝酒，说他们是“我们联邦中赚钱最多、又最为无能的劳动者”。有一次，他向我吹嘘说，他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