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使他的是什么，使他能够驱使和说服人的又是什么。我们在麦克阿瑟和邱吉尔身上看到了傲慢、自负、自相矛盾、老是摆架子，然而他们有着长远的历史眼光，既才华横溢、又富有洞察力；他们被驱使，也驱使别人：他们对自己命运的估计大都与他们对自己国家命运的看法连在一起。我们还应当留心有关传说。
传说经常是事实和虚构的巧妙结合，是为了欺诈，为了给人印象，为了鼓舞人，有时单纯是为了吸引人。但是传说是了解领导素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领导素质的某些方面，在所有领域内——商业、体育、艺术、学术界——是共同的。但是有些方面是政治进程中特有的，至少是更加突出的。
声望本身不是领导素质，杰出也不是。无需从事领导，在某一方面也能达到杰出的境界。作家、画家、或音乐家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艺术创作。发明家、化学家或数学家也可以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施展他们的才能。政治领袖必须激励追随者。伟大的思想可以改变历史，但是，只有出现伟大的领导时，思想才有力量。
同样，“伟大的”领袖并不一定是好人。阿道夫·希特勒激发起一个国家。约瑟夫·斯大林行使权力残酷而有成效。胡志明成了超越越南国境的千百万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好人和坏人同样可以被驱使、同样果断、同样老练、同样有说服力。
领导素质本身在道义上是中性的，它可以促成好事，也可以做坏事。
因此，伟大的领导人高于其他人，也不是因为他有美德。
其他人的美德多一些，但取得成功的较少。“好人最后成功”这句格言在政治上比在体育上更适用。伟大的领导人比二流人物高出一筹，他们更坚强、更足智多谋、判断更敏锐，这种敏锐性使他们不犯致命错误，并能看出和抓住那些一闪即逝的机会。
智力上才华横溢也不是领袖独有的特征。本书所论述的所有的主要领导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他们都有敏锐的分析能力，都是深刻的思想家。但是，他们思考得较具体，而不是更抽象，他们注重权衡后果而不是创立学说。教授一般是通过他自己的价值准则来观察世界，然后上升为理论。对一位领导人来说，理论可以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但决不能代替分析。
什么是成功的领导人应具备的基本品质？这是关于领导因素中最明显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当然，不会只有一种答案。
在不同的情况下要求不同的品质，但才智出众，敢作敢为、勤于职守、判断敏锐、献身伟大事业的精神以及某种魅力，肯定都是主要的品质。在历次政党竞选活动中，我经常说，我们必须做的是“在工作上，思想上以及斗争上”都能压倒反对派。伟大的领导人要有洞察力、深谋远虑、并愿去进行大胆而又深思熟虑的冒险，当然他也需要好运气。首要的是他必须果断、必须精细地、冷静地分析他的机会，然后断然采取行动，决不能象哈姆莱特那样沉思而无决断，因“思虑憔悴而无所事事”。他渴望行动，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长久以来，一直有这样一种荒诞的说法：一个人只要称职，他就一定会而且应该官运亨通。这未必如此，也不可能如此。“勉强上阵的候选人”，这种不真实的说法多半是在知识界人士中流行，也是阿德拉·史蒂文森吸引人的一种手法。如果你能给我找出一个勉强上阵的候选人，那我准能给你找出一个失败的候选人。一个不情愿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不可能承受选举运动所要求的那种紧张，他也不可能承担领导人应有的牺牲：无情的人身攻击、使人精疲力尽的节目安排、不公正的恶意的批评、难以忍受的讽刺漫画。除非一个人准备忍受这一切，并仍然热情不减地从事竟选，否则，即使选举获胜，他也不可能有坚强的毅力去克尽职守。
有一种必须具备的条件，人们往往忽略它。它使许多本来很有才华有可能成为领袖的人，没有获得最高职位。温斯顿·邱吉尔在描绘十九世纪英国一位有可能成为伟大领袖的人时，写道：“他绝不摧眉折腰，决不祈求什么”。在美国，托马斯·伊·杜威和罗伯特·阿·塔夫脱，也许由于缺少这种品质，致使他们没能当上总统。1952年在纽约举行的一次政治性宴会上，我坐在杜威旁边，突然，一个有点醉意的客人拍着他的后背，以一种在杜威看来是过分亲呢的方式向他致意。杜威把他推到一边并问我：“那头蠢驴是谁？”此人正是纽约州北部地区好几份较重要的小报的报主。1952年在新汉普夏的初选中，一个小姑娘向塔夫脱要求亲笔签名。塔夫脱拒绝了，态度生硬地解释说，他很乐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