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授权的亭，明天就不一定有必要，他应有让需要随着重点转移的灵活性。他必须有把摆到面前等待决定的事推开不管的本领，无论这些决定本身看来是多么重要，但却妨碍他处理该自己高度负责的事件的能力。
这种情况与打棒球有类似之处。许多好的击球手希望打平均数，力图以一垒打把他们的平均数进到三百。但是他们并不是那些成为报刊头条新闻或在公园中吸引成千人的有名的击球手。著名击球手雷吉·杰克逊一家，他们打得有把握；他们不追求平均数，而是争取赢得比赛全局胜利的本垒打。领导人必须安排他的生活，集中精力，头脑里只有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进行几场大的拼搏。这些拼搏，会使自己名垂青史。他可以安于平均数，打出一般水平。如果他拼命想把每件事都做好，那就不可能把真正重要的事情做得非常出色。他就不会出人头地。如果他要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他必须把精力集中在重大的决策上。
伍德罗·威尔逊在担任总统之前，曾在一篇演说中把思想家和实干家区别开来。据我观察，在政界中，常常是思想家不能实干，实干家不善思考。最理想的人物是威尔逊这样的人。
他是一位有创见的伟大思想家，在他年富力强时，也是一位果断的实干家。总的看来，我所认识的现在已经成功的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既是思想家又是实干家。法国的哲学家亨利·伯格逊曾告诫说：“象思想家那样去行动。象实干家那样去思考”。
能在思想和行动之间维持恰当平衡的时期，也是领导素质发挥得最好的时期。毫无疑问，邱吉尔、戴高乐、麦克阿瑟、吉田茂、德·加斯佩里、尼赫鲁以及周思来等都是果断的实干家，同时又是深刻的思想家。从一些对阿登纳的肤浅的评价中可能会得出结论：阿登纳是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实干家，但作为一个思想家，他与其他人不是一类。事实上，了解阿登纳的人会承认，这样的评价是谬误的。他不表露知识分子的那种优越感，那些看不到这一点的人是不了解在公开外观掩盖下的这个普通人。
甚至连容易感情冲动的赫鲁晓夫，通常也思考先于行动，尽管他象勃列日涅夫一样，没有显露过哲学上或理智上的极大的深刻性。而且，领导俄国共产革命的那些人——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也既是实干家，又是思想家。斯大林没有这样的名声，但研究过他的背景的人发现，他至少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领袖。尽管如果没有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这个世界的境况也许更好些，但是这三个人仍然高居于历史名人中。
罗伯特·孟席斯曾对我谈过他怎样严格安排自己的一天：平时每天有半个小时，星期六和星期日一个小时用来读书，作为一种享受。这不是消遣，他阅读的是历史、文学和哲学。这种阅读可使他从各种报告、分析以及时事阅读的羁绊中挣脱出来，时事阅读对一个领导人来说既费时间、又劳心神。我自己虽然把一天安排得不太精确，但也坚持为这种阅读留出时间，甚至在危机时期也是这样。如果领导人要保持高瞻远瞩的能力，那他必须立足现在回溯过去。当危机最紧迫时，尤其需要这种回顾，因为这是最需要从过去看清未来的时候。在一些有志当政治领导的年青人间起他们该做些什么准备时，我从来劝他们去研究政治学。相反，我劝他们钻到历史、哲学、文学中去——去探求、去劳神费思，并开阔他们的眼界。通过阅历可以更好地了解政界或政府中的一些最出色的人和意外事件。但阅读的习惯、思考的训练、严密的分析方法、社会准则的结构以及哲学的基椽—这些是一位未来的领导人，在开始受教育时就要认真吸收并在生命的其他时间里继续下去的。
我的良师益友、已故的埃尔默·鲍勃斯特甚至在九十岁时还很机警，并有超人的记忆力。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记得这样清楚。他回答：“我是惩罚我的记忆力”。他不作笔记，而是在过了一天之后强记谈话，强记所有细节。他也提醒我说，脑子就象一条大肌肉，越锻炼，越发达，不锻炼，它就要萎缩了。
我所认识的伟大领导人中，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酷爱读书。阅读不仅增强和启发智力，而且还开动和锻炼了头脑。今天那些坐在电视屏幕前昏昏然的青年，不可能成为明天的领导人。观看电视是被动的，阅读是主动的。
另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都是勤奋的人，是那种一天干十六小时的人。对一个领导人来说，很容易陷入工作时间过长这个最危险的陷阱。有人因此成功，但大多数人需要脱身，一阵，变换一下环境或改变一下节奏，以便在需要他们时仍然精力充沛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