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用如此巨大的感情力量、面对那么多观众，无非是为了使理性的辩论黯然失色。电视特别愿意扑捉诸如流血的士兵或者挨饿的孩子这类戏剧性的、富于感情的场面。人们经常要在各种不同的痛苦后果中作出艰难的选择。电视把人们的注意力牢牢地集中在一种后果上，这严重地歪曲了辩论，实际上是愚弄了选举。电视以连续剧的语言那样自信地播放伊朗的人质危机，以至人们最终接受以全国挂黄缎带来代替国策。电视对越南战争的一边倒的现象，或许是一个限制我们进行多种抉择的最重大因素，以至使这场战争延长了，并最终被输掉了。
除非电视加强责任心，较准确地反映现实，否则不管哪个人，只要他想在今后的年月中负责地进行领导，就会面临非常艰难的时刻。
然而，电视确实也给领导人提供了方便，这也许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在危机时刻。电视使领导人直接面向人民，在每个起居室中与他们见面，在不受新闻记者和评论员干扰的情况下，把他的问题向人民提出。他只能偶而这样做，在评论员接过话筒之前，那怕是几分钟，他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解释自己对形势的看法，说服人们接受必须采取的行动方针。如果电视掌握在能熟练应用它的人手里，那就可能成为一种强有力工具。总统在危机时露面，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戏剧性的场面，这种场面稳定了群众，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这时，他必须尽快使观众理解他的讲话，因为一般二十多分钟左右，听众就不大耐烦了。但他确实偶而有那样的机会。
宿命论和“大人物”对待历史的研究，实际上，可能各有可取之处而不是全部正确。
历史确实有它自己的势头。当执政的“领导人”只知道用沾湿的食指伸向空中试探风向时，历史将不顾他们，继续沿着自己的方向前进。但当对未来有明确的见解并有力量来支配国家的领导人掌权时，他们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这时历史犹如荒野中的一系列足迹，这些足迹表示一个人首先到了那里，并引导其他人也跟上来。
伟大的领导人激发起激烈的争论。他们赢得了坚定的朋友，也树立了死敌。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来看待同一位领导人，各种看法相互矛盾，或千变万化，这都不值得大惊小怪。
领导人总是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他是一个担任公职的人，又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在几百万人前露面，也常同他依靠治理国家的少数人打交道。这一小部分人可能看到他作为普通的人的一面，也可能没有看到过；他必须经常尽力在每个细节上做得既对广大群众有说服力，也能为内部这一小部分人所佩服。在与各式各样的选民代表接触时，盟友和政敌可能看到他的不同方面。三个瞎子和一头象的比喻，应用在人们如何观察领导人的方式上是恰当的。每个瞎子都摸到象的一部分，并由此而作出推断。同样，每个批评家、每个评论员、每个政敌、每个盟友都只接触到领导人的一个方面，并据此作出自己的推断。
萨达特援引过一句阿拉伯格言，这句格言说：一个统治者如果是公正的，那他很自然地会遭到一半臣民的反对。所有领导人都有反对者，所有人都希望由历史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有些人的名声在离职后增大了，有些人的名声却减小了。在历史的定论中，有时巨人变成侏儒，有时曾被贬为微不足道的小人又成为伟人。哈里·杜鲁门1953年不担任总统时遭人蔑视，但今天，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气的领导人。
历史的最后定论并不是一下就作出的。它不仅要好几年，甚至要几十年或几代才会出现。领导人很少有生前就能听到这个定论的。赫伯特·胡佛是个例外。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位领导人受到过如此激烈的中伤。在朋友众叛亲离、敌人恶毒诽谤的处境中，他终于战胜了逆境。在他的暮年，他比那些低毁者的形象更高大。他的一生说明了戴高乐最喜爱的沙夫克里斯诗句中的一个真理：“只有到了晚上，才能懂得白天多么光辉灿烂”。
本书中所有的领导人都有自己的成功和失败，有自己的力量和弱点，美德和恶习。我们只能猜测历史学家一个世纪后将如何评价他们各自的遗产。这部分地取决于谁赢得这场世界性的斗争，谁来编写历史。但是这些领导人并没有在战斗中退缩，他们进入了竞技常正如西奥多。罗斯福1910年在巴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的：批评家无关紧要，那些数落铁腕人物怎样犯错误、实干家应在哪些地方做得更好的人也不值得考虑。荣誉属于这样的人，他真正是在竞技场上，满脸汗水和血污，他勇敢地进行斗争；他犯过错误，一再失误：因为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