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的话，仅仅掌握一门外语，是远远不够用的。
飞机在布达佩斯降落，正好是中国的国庆节前夕。出乎意料的是下飞机后，在机场大厅里依然没有找到前来接应的人。后来吴建民才知道，因为通报他到达的信息，是发给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偏巧中国代表团的翻译出差了，其他人不知道有这么一封电报。
他一个人先硬着头皮过了关入了匈牙利的境，因为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遇到什么刁难，倒是挺顺利的。可入了境后就瞎了眼了，听到的都是匈牙利语，他一个词也听不懂。想办法给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打了个电话，可电话没人接，使馆的人正忙活国庆招待会呢。“身在异国为异客，正逢国庆急煞人。”
这时，他看到有辆机场巴士，就想先坐车进到市区里再说，拎着箱子上了车。可上车一看，是要收费的，他身无外币，只好又拎着箱子下来，难免有几分尴尬。
怎么办呢？智总是在情急时才闪现，吴建民猛然想到了打计程车。
从莫斯科飞往布达佩斯途中，他身边有一位匈牙利外贸部的官员，能讲一点英文。此刻吴建民发现他还没走出机场，赶紧追上他提议一起打计程车。
那位官员一上车，就跟吴建民说：“You pay， you pay。”吴建民回答：“Ok， ok。”吴建民心里想，到了使馆我就有钱了，我付款就我付款呗。这是吴建民第一次碰到涉外财务问题，感觉到欧洲人对此的直截了当，他遂让司机先开到中国大使馆。
到了中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吴建民就赶紧去敲门。使馆的人告诉他驻世界青联的代表在新华社布达佩斯分社下榻。于是，他们又驱车前往新华社布达佩斯分社。
在新华社布达佩斯分社，吴建民首先见到了王崇杰，吴建民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是一位相当有名的记者。吴建民做了自我介绍后，又简单说了一下自己的遭遇。王崇杰听后笑了，随即替他付了打车的钱。
在没有人接，语言不通，又不知道地址，又没有外币的情况下，吴建民找到了驻地，把这一切都应付过去了。他感觉自己还算幸运，可在今后，身在异国外交工作旅途上，还将会有更多类似或更高难度的沟坎磕绊，自己还能像今天这样幸运，这样轻松地应对过去吗？
世界青联的工作语言是法语而不是俄语/吴建民发现朱良和朱善卿每天晚上收听###和BBC的广播/对外回答问题要谨慎小心，没必要说那么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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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回答问题要谨慎小心（1）
在布达佩斯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常驻于此的有20 多个国家的代表。当时世界青联的主席是意大利共青团的，而总书记则来自法国共青团。让人不太明白的是在斯拉夫语系的地盘上，又是以苏联为主导的世界青联，但其工作语言却是法语而不是俄语，各国代表所发的言论文件，都要先翻译成法文。显然，这与总部设在布达佩斯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因为匈牙利语虽说与俄语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同法语距离似乎更远，这一点，吴建民从在机场一降落就领教了。
此时中国常驻世界青联的代表是朱良。在他之前，第一位中国代表是后来任外交部部长的吴学谦；第二任代表是后来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的钱李仁。有意思的是朱良后来又紧跟在钱李仁之后接任中共中央联络部的部长，而他们三人，都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曾在一起从事学生运动多年。朱良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市青联秘书长，1951 年他率团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随后调到了共青团中央，1954 年后受派常驻布达佩斯。在吴建民之前，给朱良做翻译的是朱善卿，吴建民来就是接替他的。
朱善卿并没有受过法语的正规教育，只是在上海法租界内的震旦中学里学过一点，后来能够胜任法语翻译工作全靠的是自学。因为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人员来自不同的国家，语言的使用比较驳杂，朱善卿还自学了西班牙文。
在国内共青团的机关里，朱善卿一直被熟人称为“小朱”，而在吴建民眼里，朱善卿就是老同志了。可他依然不减学习新东西的热情，而且是那么投入。和朱善卿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但吴建民不仅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翻译实践经验，更看到了一种值得尊敬的工作态度。
经朱善卿的点拨，吴建民还了解到一些基本的外交常识。比如有一次开会，代表朱良因为失眠没有出席。有的国家的代表就问朱良做什么去了？吴建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老老实实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