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一次代表不在布达佩斯的时候，苏联代表与吴建民不期而遇，他提出要和吴建民共进晚餐。吴建民考虑到中苏之间的紧张对峙，心想苏联人单独约他不可能是简简单单地吃个饭，很可能另有图谋，就一口回绝了。
随后，吴建民将这一情况向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做了汇报，使馆也分析这是苏联人要搞什么名堂，认为吴建民拒绝的做法很对。在那个时代，未得到上级领导的指派，与不友好国家的外交人员来往，特别是单独来往，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一条铁律。因此当这一情况被报告到国内，吴建民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嘉许。全国青联方面更是欣欣然，他们派驻国外的人员在不寻常的情况下经受住了考验。
为了说明那个年代人们对没有上级部署的外交接触是多么的谨慎小心，不妨费些篇幅在这里回顾两桩中国外交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事件。
在20 世纪60 年代末，美国与苏联的争霸日益加剧，急于从越南战争泥潭中抽身，同时感到新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已不可小觑，美国总统尼克松多次表示决心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希望美中关系能够解冻。他与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一再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尽快向中国人传出美国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的信息，美国国务院甚至指示斯托塞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以最快速度给中国人递话，“即使追到厕所也在所不惜”。
1969 年12 月3 日，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和翻译景志成应邀出席在华沙科学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在展览会上，景志成发现中美华沙会谈的美方联络秘书西蒙斯与另一美国外交官在说着什么，手指还对着他们指指点点。他们猜测美国人可能要耍什么花招，决定活动结束后迅速离开。而就在他们离开时，美国人却紧追了过来。
当事人景志成这样回忆说：西蒙斯领着那个人追上来，指着另一位介绍说：“先生，这是我们大使。”景志成怕别人发现，他们没有停下脚步。被介绍是大使的人随即用波兰语说：“我是美国大使，我想会见你们代办先生。”景边走边答说：“我转达。”这时李举卿已走出大门，景也加快了步伐。美大使紧追不舍，继续说道：“最近我在华盛顿见到了尼克松总统他说他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这时李举卿已走得很远了，景为了甩掉美国人，又说了句“我转达”后急速离去。
其实此事根本谈不上什么接触，景志成总共也就说了两遍“我转达”，事后景志成又马上向上级做了汇报，可他的内心却十分忐忑不安起来，“怀疑是否中了美国人‘圈套’，使我深深陷入困惑之中。”由于美国人当时误把李举卿认做中国驻波兰使馆的临时代办雷阳，而且12月11 日，又是雷阳受命与斯托塞尔会晤，故而此事长时间被称为“美国大使追中国临时代办雷阳事件”。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外交的独特节奏（6）
另一桩发生在1973 年5 月7 日，中国驻希腊大使周伯萍在与希腊外交部商议完马卡雷佐斯副首相访华事宜返回使馆途中，看到附近街道警哨、车辆都比平时多，好像有重要外事活动，就要翻译查一下是怎么回事，翻译回使馆遂去找值班的人询问。值班的人刚学英语，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一张请帖，大使名叫科威克，第一个字母是K，他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的请帖，也没注意时间是次日中午，见到翻译就问是否从科威特使馆的招待会回来。翻译因而认为途中所见是科威特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再看请帖上时间是12 点到13 点半，此刻离散场只剩10 分钟了。他匆忙找大使说科威特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有请帖邀大使参加。因时间紧迫，周伯萍来不及看请柬，未假思索就决定立即赶去。
科威特大使馆在中国使馆西北，但司机未去过，也不知道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就在中国使馆东南方，结果糊里糊涂开进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刚到希腊任上的周伯萍还不熟悉各国在希腊的外交官，把站在门口迎送客人的以色列外交代表当成了科威特大使馆临时代办，一下车就匆匆忙忙与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迟到原因。
此时恰有《纽约时报》一名记者在侧，问周伯萍来这里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翻译把“这里”译成“雅典”，周伯萍没注意到这是个很不寻常的提问，而只认为是记者寻衅而已，就简单驳斥了几句。美国记者对中国大使的言行一头雾水，可周伯萍并没有理会，在与荷兰、墨西哥等国大使寒暄，并与以色列外交代表告别后才离去。
《纽约时报》随即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