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候/吴丹对乔冠华谈了三个“D”
的问题/吴建民还记得，团长乔冠华在赴联合国途中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说：“对联合国的许多事务，由于多年的阻挠，说老实话，我们很不熟悉。我们要老老实实地学习，尽快熟悉联合国有关事务……”
连曾经到联合国“试过水”的乔冠华都这么讲，那么对自谓外交领域“小萝卜头”的吴建民来说，初到联合国真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味道，一切都让他感到很新奇。首先连联合国究竟是什么样子，他此前并无清晰的概念。在他的法文大字典里，倒是有张联合国总部的小照片，一座看上去像个火柴盒一样的建筑。
来到联合国，吴建民才目睹了这个火柴盒是如此壮观。而联合国总部也并不仅仅就这么个火柴盒，在这大楼临纽约东河的一边，还有长长的会议大楼。安理会就在这里，而不在“火柴盒”里。同在一层的还有联合国的另外两大主要机构经社理事会、托管理事会。随着世界最后一块由美国管理的太平洋岛屿托管地贝劳共和国的独立，托管理事会于20 世纪90 年代结束历史使命。
安理会是联合国最为重要和最具权威的机构。《联合国宪章》白纸黑字规定，安理会肩负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任。外交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国与国之间吵嘴打架找谁？安理会；世界上哪个角落不安稳找谁？安理会；一国内部冲突的乱麻理不清找谁？还是安理会。因为它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应，所有会员国“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执行就会受到制裁。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则只是建议性，英文叫remendation，不执行只承担一点道义上的责任，法律上并不能对其制裁。
对于常任理事国的分量和优越，吴建民一进联合国就感觉到了。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在联合国就是个人物了，所有的人马上就都认得你，连警察都认得，一进门就给你敬礼。其他代表多了，有些年头了，别人也不一定认得。
在会议大楼里面，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有办公室。当时给中国的一个办公室面积不小，临窗可以俯瞰纽约的东河，但平常日子并没有人在办公室里呆着。乔冠华几次率团开联大，会前会后就在那儿休息一会儿，和其他成员聊聊天。有几次聊天吴建民也在场，他感觉乔冠华有学问，有文采，也有激情。他是个性情中人，有时说到动情时，眼泪就掉下来了。
虽说秘书长是联合国的最高长官，但秘书长的产生却非要过常任理事国这五关不可。曾经一度，由于“五常”当中有人使用否决权，数位秘书长候选人不是胎死腹中，便是临选流产。坐上秘书长的座位后，也必须与“五常”国家和代表搞好关系。而“五常”的常驻代表也绝非等闲之辈，一般都是有过副部长头衔的资深大使。“五常”的工作班子也是最庞大的，其中美国有上百人，苏联有六七十。
中国代表团11 月中旬到联合国，而秘书长吴丹的任期再有一个半月就将届满，奥地利的常驻代表瓦尔德海姆此时正在全力争取当选。当时各成员国对由谁来做秘书长继承人，意见并不一致。几轮意向性表决后，人选集中在得到非统全力支持的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和得到美、英、法青睐的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瓦尔德海姆两人身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先后经过七次磋商，最后才达成妥协，瓦尔德海姆出任了秘书长。 。。
联合国再不会只有美国和苏联的声音了（3）
当时的中国理所当然地坚决支持由亚非拉国家代表出任联合国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要想当选，必须过中国首肯这一关。瓦尔德海姆很清楚，如果中国固持这一态度，他是无法坐到秘书长的座位上的。因此他更迫不及待地要和中国代表团接触，以求说服中国态度有所松动，起码不坚持抵制的态度。在他一再约请下，中国常驻代表黄华同他见了面。
那是12月初的一天，吴建民也在场。瓦尔德海姆长得又高又瘦，一见到黄华，就握着他的手说：“阁下，我的命运掌握在你手里。”吴建1972年在联合国。左为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
民当时听着的感觉是：傲慢的西欧人也有低三下四的时候，因此留下很深的印象。时间长了，他才意识到这是“五常”的分量在起作用；同时他也感到在外交问题上，有时态度需要灵活。
瓦尔德海姆当了秘书长之后，不敢得罪美国。对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也都比较照顾，因为得罪了哪一家，事情都不好办。瓦尔德海姆于1972 年1 月1 日履新后，中国提出中国应该有个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