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
为此，1928年春，中央军委举办了一个特别训练班，抽调一批精干的人员专门学习怎样做秘密工作，怎样坚持地下斗争，怎样保卫自己和怎样打击敌人。同时，还对他们进行了秘密工作技术和秘密工作纪律的训练。周恩来、恽代英等亲自授课，培训干部。其实，早在此前两年，中共中央就已秘密派遣顾顺章、陈赓、陆离三人，前往苏俄学习政治保卫知识和技能。顾顺章、陈赓后来一度成了中央特科的领导骨干。
为适应隐蔽战线工作的需要，中央特科逐渐扩大和健全了自己的组织。它下设四个科：一科为总务科，负责总务、财政、交通等工作；二科为情报科，负责情报、侦察、反间谍等工作；三科为行动科，负责镇压罪行严重的叛徒，下设“红队”；四科为无线电联络科，负责电讯联络工作，并培训党的报务人员。
当时，中央特科的主要活动范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正是在旧上海十里洋场这种云谲波诡、错综复杂的特殊环境下，中央特科的英雄们以大无畏的革命斗争气概，采取非常的革命手段，对付反革命的种种阴谋，从而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共产党人与敌人斗争于隐蔽战线上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而又鲜为人知的历史画卷。
正如陈云同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关于中央特科的座谈会上所作的评述：
“特科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
一、周恩来陈赓组建中央特科情报科
1928年的上海，依然笼罩着血腥味浓重的白色恐怖。
时令已到了四月。在这晚春尚寒的季节里，阴霾的天空，似一张钝灰色的幕布遮压得人们透不出气来。
在法租界畸形繁荣的霞飞路上，武装巡捕们用鹰隼般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搜寻着。偶尔发现一两个乞讨的人，他们便挥舞警棍，张牙舞爪、如临大敌般地扑过去，口里还操着法语或半生不熟的华语骂骂咧咧……
不时地，一辆辆警车尖啸着开过，震耳欲聋的警笛声似天际的连珠滚雷般直捶人们业已绷紧的心弦。
一位年轻人似乎并未体味到这种紧张、恐怖的氛围。此刻他仰倚在霞飞路边一条弄堂口的躺椅上，悠闲、耐心地阅读当天出版的《申报》。偶尔，他用眼角的余光警惕地扫视一下四周……
这名年轻人，大约二十四五岁的年纪，给人印象强烈的是他那张充满朝气、轮廓分明的脸庞。一副硕大而高挺的鼻梁和一张结实圆润的阔嘴，分明勾勒出了他清朗刚毅的性格。尤其那一对深似潭水般的双眸，更不时扑闪着灵智而调皮的亮光，从而使他的整张脸透出一种不同于常人的精气神。
他叫陈赓，湖南湘乡人。1903年，他出生在一个解甲归田的湘军将领家庭。他的祖父陈益怀曾跟随同乡曾国藩东拼西杀。在血与火的战争故事熏陶下，不满十四岁的他就弃笔从戎，做了一名湘军士兵。但连年的军阀混战以及军队内部的腐败，又迫使他离开湘军，进入粤汉铁路湘局当了名办事员。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叶，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成立了共产党组织。陈赓参加了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的学习。政治觉悟提高后，他于1922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受党组织的指派，于1923年底考入程潜任校长的广州陆军讲武学校。次年5月，转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2月起先后参加了两次东征###陈炯明的战斗，并在第二次东征攻打华阳之役时，救过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的命。随后，担任黄埔军校步兵科一团七连连长。
1926年9月，陈赓被党中央派往苏联远东地区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翌年2月回国，随后担任北伐军唐生智第八军的特务营长。
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陈赓只身随周恩来赶往南昌，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和李立三一起担负起义总指挥部保卫工作。后担任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一营营长，随起义军撤往赣南会昌时左腿负伤。随后辗转潮汕、香港到达上海。
陈赓到达上海的时间是1927年的10月间。通过新婚妻子王根英，他很快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王根英，自幼家贫，十一岁就到日商办的恒丰纱厂当童工。她1925年入党，参加过“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并当选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不久，作为上海党的代表，她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