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来，想会见工运方面的开明人士，并且都是以杨登瀛所供职的上海日本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组织和联系的，故杨登瀛由于工作上的需要，与从事洋务工会工作的杨剑虹交往十分频繁。这样一来，加上又同是广东人，两人的关系遂进一步密切。不久，杨剑虹离开上海，到广州投靠了国民党，成了陈立夫的亲信。是年10月间，杨登瀛利用职务的便利，顺道到广州拜访了杨剑虹。1927年，杨剑虹随国民党右派入主上海，亦常去杨登瀛家玩。1928年元月，蒋介石从故乡浙江奉化回到南京复职。这年2月，蒋介石操纵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夺取党政军独裁大权以后，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其他各派系的反对势力，尤其为了对付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特地在自己兼任部长的组织部下面设立了党务调查科，任命中央党部机要秘书陈立夫兼任主任、张道藩为副主任。由于陈立夫的器重，杨剑虹出任该科采访股总干事。不久，陈立夫偕张道藩、杨剑虹自南京到上海，以所谓“办案”为名，同国民党在沪的党、政、军、警机关广泛联络，准备筹建派出机构。杨剑虹便趁机举荐了好友杨登瀛。杨剑虹这样做，一者看在老乡加朋友面子上，二者相中了杨登瀛在沪上的广泛交游，且是个日本通。换言之，杨登瀛是个有用的人才，必将能派上大用场。为表示求贤若渴，礼贤下士，陈立夫不惜放下架子，亲自选定一家日本餐馆，盛宴招待了杨登瀛。盛情之下，酒酣脑热的杨登瀛一时嘴软，竟稀里糊涂、不假思索地答应了陈立夫、杨剑虹的邀请。但是，告别陈立夫、杨剑虹之后，待心绪稍稍平静下来，又经过仔细斟酌，杨登瀛不由在内心产生了矛盾。所以，杨登瀛决定在正式就任前，征求一下共产党朋友陈养山的意见。这就是杨登瀛约陈养山喝咖啡的真正用意。
介绍完情况，杨登瀛瞅了一眼陈养山，开诚布公地说：
“不瞒老弟讲，要我这人为国民党做事可以，但如果当侦探、搞###，又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你这个共产党朋友，而且不取得你们的谅解，恐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倒小可，只怕这颈上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喽！”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陈养山一时还未回过神来，他不由怔怔地问，“杨兄到底准备做何具体打算呢？”
“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暗地里也帮你们做事。当然喽，同时，我又能从你们这里弄点真假情报。这样一来，我就既可以做国民党的侦探，又不必有生命之虞！”
“这件事我还做不得主。不过，既然杨兄如此看重老弟，我一定会尽快给你转来我们的答复。”
其实，陈养山当时也举棋不定：如果真如杨登瀛所说，他能在国民党的心脏机关为我们提供情报，那岂不等于从敌人营垒中拉出来了一个反间谍关系？倘若弄巧成拙，则岂不会殃及党的安全？
“怎么办？”辞别杨登瀛后，陈养山在心底反复问自己。最后，他打定主意，决定按照组织原则，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材料，通过他所在的中共闸北区委上报党中央�定夺。�
陈赓在仔细研究了陈养山的材料后，又通过组织安排找到陈养山，详细了解了一下杨登瀛的情况。嗣后，在陈养山的安排下，专门约杨登瀛见了一次面，直接了解杨登瀛同国民党的关系。晤面时，杨登瀛明确表示愿意将掌握的一切情况提供给共产党。
了解了详细情况后，陈赓遂向周恩来作了专门汇报。他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认为杨登瀛此人比较可靠，因为他历来同情革命，而且在目前的情形下他仍与我党的一些同志相处融洽。因此，我认为他可以做我们的内线人物。”
周恩来沉吟了一下，说：
“像杨登瀛这样一个人，政治上虽然不是很可靠，但在隐蔽斗争中，只要我们加以正确引导，是完全可以为我们所用的。至于是否使用杨登瀛，我将同罗迈（即李维汉）、亦农等同志商量后才通知你！”
周恩来想了想，又对陈赓说：
“考虑到特科工作的特殊性，今后，由你做我的单线联络人。同时，我还考虑了一下，你应该有一个化名，你看叫王庸怎么样？”
“好的！”
几天后，周恩来正式通知陈赓，说中央已同意谨慎使用杨登瀛。他还交待说：
“今后先暂时由你跟杨登瀛单线联系。至于他个人有什么要求，你可以先酌情答复他，然后向我报告。还有，陈养山同志以后就归你使用了，免得你当个光杆司令。”
陈赓遂主动约杨登瀛见面。见面时，陈赓高兴地紧紧握住杨登瀛的双手，对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