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后台”，公开登报，煽动迫害。姚文元伙同张春桥，诬陷迫害前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等领导干部。1976年春，他把南京、北京等地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革命行动，诽谤为“反革命逆流”，“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有一个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诬陷革命群众是“反革命分子”。指使鲁瑛派人搜集材料，编写《情况汇编》特刊，施行诬陷迫害。并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要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姚文元还伙同张春桥，在1967年5月7日，支持原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制造济南武斗事件，镇压群众，造成重大恶果。
上述所有大量的事实证实，姚文元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积极参与者，是这个集团的主犯，是这个集团的“喉舌”。
3。 被告人姚文元在事实面前，拒不认罪。他把他的反革命罪行，无理辩解为错误和严重错误，抵赖狡辩，推卸罪责。
根据我国《刑法》第92条、第98条、第102条的规定，建议特别法庭对姚文元的反革命罪行，依法予以惩办。
接着，由被告人姚文元进行辩护。他在法庭上将他早就准备好的辩护稿，一层层展开，读道：
“（1）我和林彪挂不到一起，同林彪的反革命罪行更挂不到一起。（2）关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通过陈伯达、姚文元控制舆论工具这个控告，这在林彪这一部分是完全不符事实，在江青这一部分，我认为在主要的方面也是和事实不符合的。（3）起诉书指控张春桥和我诬蔑上海市委、污蔑陈丕显同志，希望法庭根据证据，说清楚张春桥要负什么责任，我要负什么责任。（4）起诉书指控王洪文去长沙那一次我有参加污蔑迫害周恩来总理之罪，这同事实不符。（5）到湖南去这一次，究竟是谁定的调子，到底去之前，我知道不知道，我请法庭根据事实加以判断，根据法律加以衡量。（6）起诉书指控我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把群众的革命行动，扣上‘反革命分子’，‘一小撮坏人’等的帽子，是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我认为我的问题同这个罪名连不到一起。（7）关于起诉书列举的文章。文章并没有把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老干部诬陷为‘走资派’，‘老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攻击了一部分干部。我觉得不能把文章中凡是使用‘走资派’这个名词都叫反革命煽动。”
对姚文元第四次开庭 法庭辩论（2）
被告人姚文元辩护后，辩护律师韩学章发言，为被告人姚文元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辩护：
“本案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在确定反革命集团中的各个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时，既要把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和从犯加以区别，又要把各主犯之间在反革命集团中所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加以区别。江青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为首者，被告人姚文元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人姚文元的某些犯罪活动，是在江青指使下实施的。例如，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第10条指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曾密谋策划，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主席诬陷周总理、邓小平等搞篡权活动，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1980年11月26日法庭调查时，被告人王洪文供述：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去钓鱼台一起密谋，并提出要王洪文去长沙向毛主席诬陷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11月26日王海容、唐闻生出庭作证时也说：江青于1974年10月18日白天和晚上两次找她们到钓鱼台，要她们陪外宾到长沙时，把江青等人诬陷周总理、邓小平的话转达给毛主席。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到钓鱼台密谋策划的是江青；决定要王洪文到长沙向毛主席诬告的也是江青；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再次到长沙转告的还是江青。因此，很明显，在这一犯罪活动中，江青应负主要责任，被告人姚文元是密谋参与者之一。在密谋中，姚文元曾说过‘大有庐山会议味道’。当然要负一定罪责。但是，同江青比较起来，毕竟是有着重要区别的。根据罪与刑相适应的原则，希望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控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犯有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罪行。起诉书第46条指控被告人姚文元于1976年5月7日，在北京对上海写作组成员陈冀德说：‘文化大革命是暴力，###是暴力，将来的斗争也还是暴力解决问题’。陈冀德回上海后向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作了传达，因而起诉书认定，这是为上海武装叛乱进行舆论准备。起诉书的这一指控，我们认为是不能
